申遗何时不再是功利的“兴奋剂”

    享有盛名的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最近传出计划集体“打包”申遗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负责人称“还没有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还在协调中”。

    应该说申遗并不是件坏事，被列为世界遗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不过，我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申遗作为一项文化保护工程，逐步演变成了旅游开发的包装工程，申遗变成了功利的“兴奋剂”。一方面，以旅游为目的申遗，尽管使得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与此同时，文物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以及申遗前后“两重天”的境遇，让文化成为过度消费的易耗品。如，黄鹤楼为便于旅游，擅自改变结构，安装内部电梯，便与文物保护的主旨相违背；而申遗成功后的莫高窟，不加控制的游客流量，使壁画保护环境迅速恶化。

    另一方面，申遗投入与产出的简单“换算”。申遗成功后，门票价格上涨，早已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则，既将申遗的成本转嫁给了国民，又让申遗的成果变成了地方兜售牟利的道具，使得申遗很容易变成地方谋求旅游升级的一场游戏。如此语境下，“十大历史名楼”的申遗，在未有定论的情况下，引发公众一致的隐忧便在情理之中。

    当然，文化保护与文化利用并不相矛盾，文化作为经济的要素也充满着市场的必然，并且加强文物保护更是经济可持续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申遗作为一项文化保护工程，并不能完全远离功利性，相反，算好长远账，必然还是促进文化保护的一个重要推手。而问题在于，如何保证申遗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与地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保障，更要从发展方式上予以根治，要像维护生态环境一样，维护好文化遗产。

    一方面，从申遗的申报程序上，保证文化保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从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式上，打破“门票经济”的怪圈，清除掉急功近利的基因。此外，完善文化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遏制地方重利用轻保护的政绩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