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多少遗憾都付断壁残垣

    骑着毛驴修长城

    1945年日本投降，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梁思成提出，由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专门从事古建筑的勘察测绘工作。罗哲文获梁思成特许，破格成为中国建筑研究所的研究生，同时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助理。罗哲文还协助梁思成编印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100多页的书，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油印，罗哲文就在钢板蜡纸上一笔一画刻写出来。

    1950年，27岁的罗哲文调到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他成了局里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1952年郭沫若提议开发长城，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修长城”的任务交给了罗哲文。这一修就是几十年，长城，成为罗哲文一生魂牵梦萦的事业。

    长城经历两千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保存完整的段落已不多。他选择了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3个重点段落，展开艰苦的实地勘察，每天骑着毛驴上山，经常和衣睡在荒草地里。3个月后，罗哲文拿出一份八达岭长城维修计划。梁思成抱病看完罗哲文绘制的草图，在图上批了“整旧如旧”的意见。“老师提的意见，对我以后几十年的文物维修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他说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不要全都换成新砖、新石，不要用洋灰……‘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1953年国庆节，修缮后的八达岭长城向游客开放，罗哲文和他的小毛驴又开始向嘉峪关、金山岭、慕田峪等地进发。金山岭长城是单面墙，罗哲文用山羊把砖驮上去，一只山羊一次只能驮两块砖。他还爬过很多险隘之地，“有一些地方单用脚上不去，要手脚并用，上面抓着，下面蹬着，才能上去，我曾经差一点摔死了。”

    1984年，邓小平为长城保护工作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1985年，罗哲文和另外几位专家共同起草报告，申报长城为“世界文化遗产”，当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直到2003年，罗哲文还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带领考察团西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寻访汉代长城遗址，并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一生为长城奔走，罗哲文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为保旧城上书周恩来

    1954年初，有一天罗哲文突然接到郑振铎的通知，让他赶快去北海团城，整理一份包括测绘图纸、文献资料、文物照片在内的完整资料，尽快在《文物保护参考》杂志上发表。罗哲文知道，这是为了保护北京旧城，漫长而艰难的战役。他的老师梁思成，在解放军进城之初就呼吁，一定要尽力保护旧城古建。然而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热潮和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面前，旧城被大面积拆除，师生俩都心痛不已。有一次中南海里盖新楼，要占清音阁那块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要求，请国家文物局的同志先来鉴定一下。罗哲文就代表文物局前去勘察，认为清音阁是珍贵的文物，如果一定要拆，最好把物件分类编号，异地恢复。这个意见获得批准，清音阁最后搬到陶然亭公园重建，成为新中国最早异地搬迁的文物古建。

    但是同样珍贵的北海团城，遇到拆迁令，就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有领导人认为，北京城要改善交通，马路一定要笔直宽阔，团城挡了路，要拆。罗哲文找梁思成想办法，梁思成请了苏联专家参观团城，上书说情也不行，最后一直惊动了周恩来，才决定将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数十米，计划要修的马路也顺势南移，这才避开了团城。

    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古建再遭劫难。有关部门下令，为了修地铁，需要拆掉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遗址。已被批为“臭老九”的罗哲文急坏了，自己带着相机和测绘仪去建国门测绘摄影，又联合北京天文馆的专家，起草了一份《关于保护古观象台的报告》，又以“革命群众”的名义，把报告转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下令地铁施工绕开古观象台，还专门拨了一笔经费，用于古观象台的地基加固。

    “文革”风雨中，罗哲文尽自己所能，保护了一批古建筑免于破坏，但更多的珍贵文物遗址还是被砸毁拆掉了。他自己也因为几次向周恩来上书，被造反派盯上。造反派从罗哲文的档案里发现，罗哲文父亲罗树培当年是靖国军里“手持双枪”的营长，而江青说过，小说《红岩》里的“双枪老太婆是土匪”——“双枪”胡乱一联系，罗哲文就被打成了“土匪的儿子”，遣送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为保护古建和长城一生奔忙

    《罗哲文传》作者张海燕认为，罗哲文对中国古建筑保护工作的贡献，绝不逊于他的老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家愿意说梁林，是因为梁林的身上光环太多了，而罗老先生没有。这个时代，很多人会‘选择性遗忘’，而我希望，我们能把罗老记住得久一些。”

    罗哲文生前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他曾手书一幅字，写的是梁思成的诗：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晚年罗哲文恰如诗中所述，像年轻时一样四处奔忙，一刻不愿停歇。在推进文保工作的策略上，罗哲文与梁思成不同：梁是“泣血痛哭”，罗则赞同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的办法，努力推进更多“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想的是“多保护一个总比不保护好”。罗哲文的弟子马炳坚说，老人有时一早上要赶两个会，家里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可请他去开会的人“一半尊重他的意见，另一半只是听听，该怎么修还怎么修。”开完会回来，罗哲文有时会对马炳坚感叹一声：“我被当幌子了。”

    他的无奈和遗憾还有很多——京杭大运河申遗、蜀道申遗、在日本奈良为梁思成塑像，是三件罗哲文生前想做而未完成的事。他一直记着北京老城墙被拆时，梁思成失声痛哭的样子：“拆城墙就像扒我的皮，抽我的血。”1969年有一天，罗哲文路过西直门，看到城楼上搭起了脚手架，大惊。一打听才知道，西直门瓮城被列为“破四旧”对象，要拆。罗哲文没办法，拿个相机每天去拍，眼看着城楼变瓦砾。那时梁思成已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很多朋友和学生怕被牵连，都避而不见。罗哲文去医院探望梁思成，两人无语垂泪。

    2012年初，北总布胡同24号院也被拆了，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病床上的罗哲文还在念叨，他原本以为这次拆房子，是要在原址上建梁思成纪念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