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名人故居频被拆保护比重建更紧迫

作家王小波曾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半写在故纸上，还有一半埋在地下，只是缺少了一部立在地上的历史，可供后人其中漫步。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它的建筑。

昔日著名的“太太的客厅”——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而今只剩断壁瓦砾，被一块块蓝色铁皮包围着，上书：“驴肉往北100米”。

    北京梁思成的故居被房产商“维修性拆除”了，重庆蒋介石行营也被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宣布“保护性拆除”，同此“保护”的还有济南英领事馆。南京的张治中公馆变身为“天价豪宅”，挂上了6400万元的出售牌；广州的“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则成为了夜总会……

    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3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的文物保护执法检查落下帷幕。

    2012年6月底，路甬祥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报告称，我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整体水平，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地位还不相称，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报告特别指出，有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在城乡建设中擅自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及其他文物古迹，破坏文物环境和历史风貌，刻意规避考古调查勘探而进行施工，造成一些文物损毁消失。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去年年底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历时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全国最大规模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调查工作。

    所谓不可移动文物，是指先民在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上的具体遗产或遗址。

    “北京‘梁林故居’(即梁思成故居)、重庆‘蒋介石行营’被拆除只是两个具体案例。普遍的问题是，国家目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直言，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已进入凸显期。“我们文物保护部门感到压力很大。”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以权代法，权大于法，有法不依。”谢辰生对笔者表示，“在所有政府机构中，毫不夸张地说，文物部门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90岁的谢辰生是中国文物界泰斗，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我来日无多，充实文物机构，树立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威，加大对破坏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是我现在最大的希望。”

    保护比重建更紧迫

    美国规划师培根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体作品。“这个作品指什么？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划思想进行设计的整个古城。”谢辰生说，所以古城保护，指应当是整体保护。

    首都北京的古城保护修缮，对地方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无疑具有风向标意义。

    北京市政府已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10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成立。委员会阵容豪华强大：市委书记刘淇任名誉主任，市长郭金龙出任主任，知名建筑家和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吴良庸任专家顾问组成员。

    据谢辰生介绍，国家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最初是保护一处一处的建筑。后来认识到还要保护相关环境。于是再后来，意识到整个历史文化古城都应该被保护。

    坚决反对大拆大建的谢辰生是老北京人。“小时候站在景山往下一看，当中是黄琉璃瓦，其他整个都是一片片树。过去外国人叫北京城GreenCity(绿色城市)。”

    四合院、胡同这些中国特色词语，外国人早已普遍使用汉语拼音转换来的“Siheyuan”和“Hutong”，简单明白。2012年1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北京故居被拆，开发商答疑时蹦出“维修性拆除”的一个新鲜词汇，却让外媒翻译起来颇费周章。

    英国《每日电讯报》放弃了偷懒的直译““maintainabilitydemolition”：thehousewasknockeddownbecauseitwasinstateofdisrepairand“inpreparationformaintainingtheheritagesite”(这房子为啥要拆呢，因为修不好啦，拆了的目的是为了让故居得到保护)。只是，“维修性拆除”的逻辑，外国读者表示还是没看明白。

    上世纪50年代，为保护北京城墙不被拆迁，梁思成四处奔走：“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半个世纪后，他自己的宅子“皮肉”分离。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31年至1937年间租住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即梁林故居。这一时期是两人对中国建筑史及文物保护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期。梁家的客厅成为京城有名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