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蓬莱阁及水城内海
复原后的明代指挥机构备倭都司府
位于水城西南隅的蓬莱古船博物馆
从今年5月18日开始,历经千年沧桑的登州古港——蓬莱水城,以骄人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游走其间,千年军港的气息犹存,守海保疆的铜炮尚在,让人不禁追忆起抗击倭寇的海战和云帆点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蓬莱水城是我国至今保存下来最完整的明朝时期的海军要塞和军港,是胶东半岛独具特色文化遗产中最好证明,挖掘水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修复水城古城墙,恢复古军港原貌,是蓬莱市政府的一项重大举措。
日前,记者走进蓬莱水城,探寻这个天然良港的千年历史变迁,追寻明代古船的发掘以及明代古港的重建之路。
穿越千年,水城是重要商港与军事基地
蓬莱水城自古就是天然良港。新石器时期至唐代以前,港湾岸线西邻丹崖山,东至石岛村以东,南至紫荆山,北部与黄海相连,较开敞,形似“泻湖”。古登州港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海王之国”齐国的出海口,后世盛行海上求仙或寻觅海上“三山”、“三岛”,古登州港成为入海求仙的策源地,也为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扶桑的出海地。汉朝开展丝绸外交,古登州港口最早对外开放,成了通往朝鲜、日本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港。
自隋唐五代,古港进入鼎盛时期,不单单是个重要商港,也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唐贞观年间,修筑登州城垣,取土筑墙,名为“水城”,沿用至今。唐中宗神龙三年,由于登州古港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所以治所由牟平迁往登州(蓬莱),“帆樯林立,笙歌达旦”,也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海港,被誉为渤海岸边的一颗“东方之珠”。
宋代,为防御东北风对港湾的威胁,修筑刀鱼寨,登州港成为一个不规整的港湾,伸入内陆的港湾特征渐趋明显。明洪武九年(1376年)登州升为登州府,又在宋刀鱼寨的基础上,修筑水城,亦称“备倭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553—1554),一代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曾以都指挥佥事职在水城操练水师,加强海防,抗击入侵倭寇。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再以砖石砌城墙,增设敌台,改画河流经水城南、东墙外由城东入海,这样就使水城形成了东、南有城壕(护城河)可恃,西、北有丹崖险峻可凭,北有水门,南有振扬门,城上建有敌台的完备的水军基地。此后历代虽有几次改造,但一直未改变这一基本格局。
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海运交通的重要枢纽,登州古港与泉州、明州(宁波)、扬州并称为中国“四大通商口岸”。港盛城兴,登州古港的繁盛直接带动了一座古老城市的兴起,登州(蓬莱)被长期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时间长达千年之久。水城负山控海,形势险峻,城内总面积27万平方米,内有小海6.6万平方米,整个水城建筑可分为海港建筑和防御性建筑两大部分,海港建筑包括以小海为中心的水门、防波堤、平浪台、码头、灯塔,防御性建筑包括城墙、敌台、炮台、水闸、护城河等地面设施,共同构筑成一个严密的海上军事防御体系,成为明清两代停泊战船、驻扎水师、水军操练、出海巡洋的基地,在中国海港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昔日的蓬莱水城,两城水陆军营相望,文武机关云集,且为往来日本、朝鲜、辽东、天津之商港,控扼北洋海外贸易及海疆安全达千年之久。水城城内小海东西为东营、西营,系军队驻地,原无居民,至清代咸丰年间(1851—1962年)开始,大量居民迁入居住,造成街道不整,民居凌乱,污染较为严重,破坏了水城的氛围。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由于蓬莱水浅,港湾泥沙淤积,不宜停泊近代大型的机动船,于是,商埠由登州水城移至烟台芝罘,蓬莱的区位优势逐渐萎缩,水城也由繁华变为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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