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申遗正在违背申遗初衷

惹来巨大争议的曹操墓

专家曾致力于“731遗址”申遗

    中国式申遗，正在违背申遗的初衷

    申遗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护。但是斥巨资负债申遗后的地方政府，首要考虑的是营收。申遗前夕既然做足了面子工程，申遗之后自然要大力宣传过度开发。平遥与丽江古城凭借申遗可说是“一唱天下闻”，短时间内成为全国关注焦点，这种关注被当地行政部门有效转化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

    冯骥才曾经很痛心的说，中国申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审遗”。申遗是保护的开始，不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造。他建议应把申遗改为“审遗”，审查这些遗产保护得好不好，而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子孙后代。

    冯骥才认为，中国申遗有三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如果当年申遗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推动的，那么申遗一成功，官员就把它放在一边儿不管了。第二个困难，如果当年想把申遗作为一个资源，认为申遗之后可以赚钱的，那么现在就过度开发，实际上也使它变质了，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第三个困难是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农村被拆除了，散落在农村的非遗往往就被连锅端，整个毁掉了。

    中国参与“申遗”已将近30个年头，而“世界遗产的目的是保护还是开发”从一开始就是话题的焦点。研究者耿波认为，随着“申遗”天平向“开发”的过度倾斜，精英阶层的“保护”观念应激而出，并随着官方在申遗实践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日益扩大，比如“张家界架设观光电梯事件”、“曲阜孔庙水洗事件”、“故宫星巴克事件”等等，精英阶层所倡导的“保护”观越来越占据申遗舆论的主流。但事实上，如果一直以经济学的角度去看文化遗产，认为文化遗产总是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惟有保护才能增值，这样的观点虽然比“现卖”的野蛮经营要文明，但事实上还是难以抵御经济欲望对文化遗产的买卖冲动。只是一个现卖一个后卖罢了。

    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遗产资源的竞争却从未结束。“夜郎古国之争”、“曹操墓真假之争”、“名人故里之争”、“张家界哈利路亚山”以及贻笑天下的“西门庆故里之争”，这些被引证为遗产产业化罪证的个案，背后深藏的其实是遗产资源匮乏的焦虑。

    一些中国人无法理解的“申遗”，其实也是申遗的一种

    “法国废弃矿区申遗成功”的新闻出现后，有网民甚至调侃“这让中国的煤老板情何以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采矿后遗留的矿渣堆，一样的高耸壮丽，也是矿工们的辛勤劳动成果。这是向那些牺牲健康甚至生命的建设者们致敬。这样的致敬，给予了申遗一个人文关怀的视角和理念。世界遗产，更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作为中国传统载体的遗产文化，不应该用临终关怀的姿态去保护，而开发也要适当，应以体现自身生态活力为主。

    其实除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外，还有多种类型的申遗——2010年，哈尔滨市一批致力于“731遗址”研究的专家学者想为731遗址申遗。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有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专家们认为，它符合申遗的第6条标准“特殊的历史事件对人类的影响”，而且“奥斯维辛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和“广岛和平公园”都是国外申遗的先例。然而反对者却认为“怎能把耻辱当遗产，与故宫秦俑放在一起不和谐”。后来此事在媒体上销声匿迹。

    中国式申遗远未结束。它涉及到政府政绩、地方利益、国家虚荣心还有孤注一掷的豪赌情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场文化遗产选拔考试中，我们的目的是胜利，至于过程和未来，也许相比较而言，并非是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