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申遗正在违背申遗初衷

中国丹霞地貌申遗花费10亿，其中湖南贫困县新宁出资4.5亿

元上都出土的石雕房屋

澄江化石地，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条例，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六项标准中的一项或几项方可获批，具体如下：代表人类创造智慧的杰作；在建筑、文物等方面，展现了人类价值观念在一定时期的重要交流；能为现存或已消失的一项文化传统提供唯一或独特的证据；一种建筑物、建筑风格能展示人类历史重要发展时期；是一种传承人类具有土地利用或海洋开发的典范，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等相互作用；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等存在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各个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本土项目申遗。根据2003年《南风窗》刘阳报道，当时的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就有一个共计64处的预备名单，这还不包括各省已经开始启动而未及到达联合国的近百处申遗项目。一年一次机会，按这一速度，中国的申遗大队已排到下世纪门槛。而在各省文化官员间流行的说法是，为了照顾排在后面的上百个候选项目，国家主管部门打算，如果一个项目在联合国通不过，就永远取消申报资格。也就是说，申遗开始实行一次“out消”原则。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申遗风险。

    光看得准不行，还要敢于投人，胆子要大。申遗前期投入几乎完全由地方财政负责，被列人遗产目录后，日常保护等费用仍主要由地方政府开支，国家并不为当地限制开发等保护措施提供经济补偿和政策优惠。河南安阳殷墟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中国文物局及许多专家建议申遗，但动辄上亿的投入让当时的地方官员退缩了，失去了赶早班车的机会。

    2010年8月，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国人在欢呼雀跃的同时，可曾想到，在此次“申遗”所付出的10亿元中，国家级贫困县新宁承担了4.5亿元。2008年，新宁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两亿元。为顺利“申遗”，新宁政府花费2000多万元修建了监控中心。对崀山景区的改造就修建了三个门楼、四个中心、4.2公里的栈道、8.8公里的游步道、5.5万平方米的生态停车场、4.2万平方米的景观绿化带以及5000平方米的游客广场。2009年9月中下旬，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到新宁考察评估崀山审议项目建设与环境整治期间，后勤接待组的工作经费是75万元，实际开支是63.1万元。“为了接待好专家，充分展示全县人民的热情”，在考察期间宣传组的资金预算是136万元，实际支出113.4万元。这是一场豪赌。因为一旦申遗不成功，就没有了回头路。成功后就如获取了“芝麻开门”的咒语，凭借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财源滚滚，失败后却要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

    斥巨资负债申遗，目的何在？

    2003年《南风窗》关于“申遗生意经”的报道，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洛阳龙门石窟“入遗”前每年门票收人1000万元、“入遗”第二年就达到了2700万元。世界遗产名录迅速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的准入证。经营城市的官员们将“申遗”作为一条捷径。

    然而，如果为世界遗产算一笔最简单的账，就会发现，所谓旅游带来资金“回笼”，却往往是另一轮恶性循环的开始——上涨后的高票价可谓申遗后最直接的经济回报，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各色服务设施可带来进一步深层消费，商店、步行街修得越多物质消费就越兴旺……每一张人民币的回收，都以人文景观或者自然风光被破坏为代价。

    更何况，近几年，申遗成功与GDP腾飞之间也被证明并非牢固的因果关系。

    有报道称，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平遥古城就深陷“公务接待”之困，一年最多公务接待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不堪重负。另据透露，尽管申遗成功已经十年有余，平遥仍然因缺乏保护资金导致城墙坍塌，若要为古城开发所需的新城开发及古城搬迁，至少还存在2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

    另一个案例是，山西五台山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不升反降。无独有偶，《人民日报》也曾披露，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后，名不见经传的小县荔波为此背上高额债务，未来10年中还须投入巨资用于遗产地保护。（2010年《国际先驱导报》“申遗疯”一文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