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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宋元粮仓遗址被毁调查：塔吊货车仍在作业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日期:2010-7-14
当文物保护遇上城市开发
“在这背后，开发商的利益太大了。整个项目，号称总投资40亿元，能赚多少？——100亿元？”
眼下的镇江就是个“大工地”，各种建设项目如火如荼。在城内，你可以看到各类关于拆迁的横幅，从内容上看，当地政府希望借此宣传拆迁对改善民生的积极意义。总结这些宣传语的，是一个排比句式的口号：“拆掉一个旧镇江，修建一个新镇江”。
记者从当地媒体上了解到，当地政府在宣传双井路片区改造项目时，将其定性为“棚户区”。在完成双井路片区拆迁工作之后，当地政府又在以西的中华里开展旧城改造工作，8座市级保护的古建筑被拆，其中5座彻底毁损。
如意江南城于2009年9月28日上午正式奠基，镇江市四套班子的全体领导全部出席了奠基仪式，当地决策层对该项目的重视程度无须赘言。项目开发商是镇江市城投集团，据镇江市建设局网站介绍，该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镇江市建设局直属的正处级事业单位。
林留根对记者说：“以我的经验看，对历史文化，几乎没有地方政府是为了保护而保护的，在很多地方官员的眼里，文化是只能生金蛋的鸡，保护就是为了开发。所以我们看到，竟然有地方政府要打造‘西门庆故里’的牌子。从现实的角度看，为了开发而保护，也无可厚非，但这回是直接把这只生金蛋的鸡杀掉吃了。”
一边是经济账，一边是文化账，文化账算好了，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他曾苦口婆心地劝说当地建设部门的领导：“你们现在重点打造的‘水漫金山’只是个神话传说，成不了世界文化遗产。但宋元粮仓遗址申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说：“宋元粮仓遗址可能会让你们在房地产上受点损失，可一旦申报成功，遗址就是个很重要的点，到时候你们可以向国家申请经费，直接的经济回报更是不可估量。”
他又站在房地产商的角度进一步说服道：“西安的曲江，一开始保护地下遗产也有难度，但现在搞成了，周边的楼价翻了好几倍。从中长期看，修改规划对地方政府绝对利大于弊。”但无论林留根把账算得怎么清楚，开发商就是不直接回应他。“在这背后，开发商的利益太大了。整个项目，号称总投资40亿元，能赚多少？——100亿元？在巨大的短期利益的刺激下，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耐心听我算文化账。”
专家建议：
应该树立一个案例，让文保真正得到法治保障
事已至此，破镜难圆。记者在现场看到，粮仓的石柱受损程度相对较轻，但在推土机和打桩机的强力破坏下，所有的古石砖都已不知去处。谁该为这场文化悲剧负责？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指出，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故意或过失损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有法可依，法律责任清晰。但问题是，开发商破坏的是一个还没来得及认证的文物。
“开发商可能事先就想到了，如果宋元粮仓真的成了文物，就要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了，规划部门要重新规划；如果真把它损毁了，就将面临法律制裁。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把它拆了——既然还没有被认定为文物，又如何根据法律去追求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呢？”
林留根说，且不论司法介入的问题，“现在连个敢站出来说话的人都没有，实在太悲哀了”。他认为，考古队实施“领队负责制”，理论上，任由开发商为所欲为，当地考古队的领队负有失职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弱势的文物部门也的确有难处。无论是财权，还是事权，文物部门都完全依托于地方政府。
王锡锌分析认为：“《文物保护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还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既然如此，开发商在追逐眼前利益时自然就会有恃无恐，法律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
林留根指出：“应该树立这样一个案例，让文物保护工作真正得到法治的保障。”
他同时认为，政绩考核机制也使得地方官员缺乏文物保护的动力，从没听说过有地方官员因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好而得到大力提拔的。”
一边是大手笔投入的、已开工9个多月的高端楼盘，一边是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重要文物，这场文化悲剧该如何收场？林留根说，无论如何，考古工作者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尚存的石拱桥保护好。
记者手记：
“宋元粮仓”遗址为何成为一个公共悲剧？
林留根似乎命中注定要干考古这一行，“留根”——“把根留住”。他说，考古就是寻找人类或某一个人群的记忆，修补历史的创伤，了解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考古是个奢侈的行为，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时候，不可能重视考古；经济发展了，人们自然就会重视“寻根”。
从事考古工作26年，林留根感慨万千。在这场宋元粮仓风波中，他一改考古工作者内敛、低调的共性，拍案而起。有人说他就像堂吉诃德，一个人在跟风车作战。但工作经验告诉他：文物保护，正在成为一个公共悲剧。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是人的利己性：越是公家的事情，越没人管。林留根也这么认为，“如果谁家的玻璃被路边踢足球的小孩子踢破了，这是他的财产，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搞明白肇事者是谁，应该怎么赔。但国家文物是公共的，跟任何个人都没有直接的切身关系，很少有人愿意管闲事。”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现代的城市化似乎与他们的职责存在天然的内在矛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而中国的传统建筑地基只有五六十厘米的深度，因而尽管沧海桑田，历史文化在同一个地点不断地叠加，大体上均保存完好。
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建筑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动辄七八米深的地基，还有隧道……对城市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南京是六朝古都，但你恐怕只能通过石碑等渠道间接地领会古都的历史全貌，原迹少之又少。”林留根感慨道。
正因为如此，目前有许多古都、历史文化名城都在辖区内划出专门的片区，对其内的历史文化加以重点保护，对建筑规划作严格的控制。这是因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文物是我们的记忆之所在，文化是我们的“根”。
“这就好比两个小年轻谈恋爱，双方肯定都要打听一下对方的家庭情况——如果从小父母离异，可能对方的成长环境就会差一些。城市也是如此，历史文化，就是城市的‘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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