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古城还是重“毁”古城再造古城热恐成闹剧

    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古城再建工程让人不禁想问：到底这股古城复兴热的背后动因是什么？备受质疑的古城再造计划何以一再出现？

    有专家指出，备受质疑的古城再造计划何以一再出现？地方官员背负着GDP增长的包袱、官员捞取政绩是这些浩大工程的背后推力；而古城保护法规的落后及公众参与的缺失，则让这些工程极易演变成对历史文化的强大破坏力。

    经济账：“GDP崇拜”作祟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GDP的发展依然是评价其政绩的重要指标。随着全球经济的疲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减弱。因此，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和“投资”则成了地方政府拯救其GDP政绩的“救命稻草”。

    众所周知，古城的“复兴”计划，一方面能以“摧枯拉朽”之力让城市旧颜换新貌，而在过程中，需要地方政府支出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而这直接拉动了GDP的增长。

    另一方面，对古城再建最热衷的，莫过于旅游行业。以历史文化为依托的古城复兴计划，能直接带动当地旅游业及其周边行业的发展，对于带动当地的消费增长功不可没。

    当然，古城的复兴与地方经济及旅游业的发展并非有直接矛盾。古城复兴计划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这些复兴计划的急功近利，它们以“造假古董、摧毁真古董”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开放性保护。它们希望古城再造计划能够迅速带来经济效益。

    但遗憾的是，古城的复兴其实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工程，绝非三两年就可以一蹴而就的。而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经受住GDP增长的考验。

    2010年时，扬州市文物局局长顾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坦言，在当前“经济城市”发展模式和政绩考核体系下，为了扬州的古城保护，扬州的GDP排名落后，市委书记、市长每次到省里开会都很难受。他说：“在国际上扬州被表扬得最多，但在省里开会，扬州GDP排名压力很大，在一热一冷之间徘徊，领导没有定力，他可能会很彷徨。”

    中国有句俗语：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位新官员上任，一定得干出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并以此来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以利于日后的升迁。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手段就是：推翻前任的计划，以彰显自己的伟岸。具体做法就是前任说要投资十个亿，到我这里就要投资一百个亿；前任说投资在河西，我偏觉得河东更具发展潜力。最后的结果就是空耗数年的基础，一切推倒重来。

    法制账：保护法严重落后

    被称为“古城保卫斗士”的阮仪三认为，中国的城市保护法不完备。

    他指出，在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的立法方面，中国是全世界最最落后的！1840年，法国文学家梅里美提出保护历史建筑，被任命为第一任历史建筑保护局局长。1907年，法国有了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1962年，法国公布《马尔罗法》。

    再看看中国的邻居日本。1871年，日本公布《古器旧物保存法》；1897年《文化财保护法》公布，正式依法保护历史建筑；1966年，《古都保存法》明确了对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城市如京都、奈良、镰仓以及其他市町（注：町即街区）村进行全面保护；1968年到1970年代，日本多次修订《文化财保护法》，涵盖了历史街区和历史村落的保护。

    阮仪三说，1972年有了世界遗产，那时我们还在“文化大革命”。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都有完善的历史建筑保护法。反观中国，直到现在，立法依然跟不上。

    阮仪三疾呼：缺少强有力的后盾，对古城的破坏就得不到控制。

    社会账：公众参与缺失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国际性法律《华盛顿宪章》明确了历史城镇、历史地区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但在中国，在古城保护的各种行为中，似乎只看到两个角色：政府及相关专家。其中，政府的行为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而作为古城保护和复兴的中坚力量的公众却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忽视。也正因为公众参与的缺失，政府的决策行为不但没有了群众基础，而且也缺少监督力量，因而，政府的决策更加容易“走偏变形”：未经论证的复兴项目匆匆上马、古城再造经费来源变得扑朔迷离。

    作为城市主体和项目资金的提供者，公众在古城再造前期中期后期的全部过程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而这样的被剥离的被动地位自然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古城再造中将遇到的住户迁移问题，就极其容易产生使政府与公众处于对立状态。

    另外，古城的复兴是一项全民运动，只有民众的观念跟上了，古城的精神与灵魂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渐渐锤炼而成。没有了公众的参与，古城再造不过是官员的一场场政治游戏、不过是一个国家里的一场场梦幻剧。

    欧洲国家各城市普遍重视古城保护、文物保护工作中市民力量的作用，往往通过积极主动、深入细致的工作，将政府对古城文物的保护意图、工作计划、保护方法等宣传到市民中，促使市民主动工作，与政府共同实现古城保护的目标。

    德国许多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受到战火的轰炸，战后政府关于建筑物私人所有的法令规定，住宅所有者在修缮建筑物的时候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帮助，政府也会对建筑物的修缮提出意见。因此在欧洲，居住在老房子里的人都感到很骄傲，而不是争相购买最新的住宅，住宅拥有者都因为自己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者而感到自豪。

    这些年，国内一些城市热衷于城市“复古”、抑或是生拉硬拽，争相开发本土历史名人，但至今未闻哪个地方因沾了再造历史而经济复兴的。

    古城的复兴只能是一条漫长的路，只希望各地能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少一些急躁，多一些务实；大兴土木前，少一些一意孤行，多一些民主参与；对待曾经的辉煌历史，少一些痴梦，多一些尊重。

再造的古城依然是新城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过去的和现在的，都是记忆；拆掉的和留下的，都是历史。

    拆掉了城墙，推倒了老房，拓宽了马路……站在市中心宽阔的广场上，从四周林立的高楼中，人们在迅速地与老城作别。然而，一座城市融入灵魂的历史总是让人难以割舍，文化和历史总是一座老城的核心价值，而核心价值也正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当我们不假思索地造出一座座新城，却发现城市的记忆已经无处安放。也发现原来我们拆掉的不是老城，而是记忆；告别的不是老城，而是历史。于是，有人开始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力图把忘记的想起来，但是否就能回到过去？力图去把拆掉的重建起来，但是否就能“重现辉煌”？

    很遗憾，再造的古城，依然是新城

    如果用“拆掉”与“再造”的简单逻辑来看现在一座座崭新的城市，我们甚至会得出一个看似荒诞的结论：很多城市的发展都是“无用功”――如果这些年来我们什么也不做，只是维持过去的现状，效果甚至好过“这些年来我们一起的折腾”。

    显然，这个结论并不客观。但这个结论实实在在地提醒了我们，必须用对历史和文化的责任感重新审视城市的发展。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能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新的“历史”时，需要的是反省，反省一座城市在发展中的得与失；需要的是尊重，尊重城市的今天所拥有的历史和记忆；需要的是思考，思考一座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用最朴实却最高效的手段去建设城市的明天。

    国外古城保护面面观

    1、英国伦敦：保护意识的渐进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英国议会就颁布了《城乡规划法令》，并进行古建筑的登记注册，使在战争中受到损坏的古建筑免遭拆毁。1967年颁布的《城市文明法令》首先提出了“保护区”的概念，标志着保护突破了建筑的范围而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2、波兰华沙：在废墟上浴火重生

    1944年，希特勒镇压“华沙起义”，50万华沙人牺牲了35万人，华沙成为一座“鬼城”。战后，在原址上重建华沙古城便成为华沙民众与当局的唯一选择。“重建华沙古城”的坚定信念造就了一个被学术界称为“华沙速度”的奇迹。

    3、法国里昂：古城规划保护

    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里昂市长的路易·普拉代尔提出了修建快速路的计划，其中一项就是拆除里昂老城的部分建筑。此举一出，里昂全城一片哗然，市长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暂缓拆除。此后，里昂老城不但没拆，反而在一系列规划下愈发繁荣了起来。

    4、意大利威尼斯：保护细节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威尼斯以及意大利很多地方出现经济停滞，许多企业破产或关闭，失业增多。老城规划涉及的每一个规则在地方确立前，都有很充分的参与和论证期，市政府、大公司、中小企业协会、社区、研究机构、工会、旅游部门都发表意见，直到共同确认了一个都能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为止。

    5、古罗马：留住废墟留住文明

    难能可贵的是，每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现新的古遗址时，罗马人马上用钢丝或钢化玻璃加以保护，对废墟实施长久性的存展措施。位于罗马广场四周的神庙、会堂、元老院议事堂和角斗场、凯旋门、纪念柱等残垣断壁，成为了解古罗马的重要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