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复古风”背后的文化偏执

    近日，河南开封千亿“再造汴京”的新闻令舆论哗然。而在山西大同，另一场声势浩大、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再造计划却早在2008年就已展开。簇新的城墙，成片的废墟，见证着大同的“复古”之梦。

    开封千亿“再造汴京”在舆论一边倒的呛声下，城市治理者先辩解后否认。但是，山西大同却以实际行动开始了古城的“返古之旅”。

    开封的“复古”蓝图，大同的“复兴”工程，无论投资额量上的多少，背后都隐喻着同质性——权力武断、经济颟顸和文化偏执。开封千亿“再造汴京”工程，从舆论表达观之，决策的效率极高，说白了是领导人话音刚落就要行动。如若没有舆论的倒逼，开封古城恐怕就会像大同那样全城都是推土机满城都是新工地。

    大同的古城再造工程虽然投资不多，只是开封拟议中的十分之一。但大同的拆建已经行动起来，较之开封的决策更莽撞。据媒体报道，自2008年起，山西大同在新任市长耿彦波推行下开始耗资百亿元的古城再造计划。耿彦波是在调研十天后就拿出规划，并扬言5年见分晓。”调研十天后就拿出规划”，显然没有经过民意的充分酝酿和各方利益的多维博弈，即便是决策层，也很难做到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决策。这样的权力武断，对权利造成的是突然袭击式的滋扰。而潜藏在这种滋扰中的，必然还有形形色色的拆迁、补偿歧见和官民之间的不和谐。

    和开封相比，大同市的财政情况略好一些。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市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1.9亿元，全年也不足百亿元。也就是说，大同市耗资百亿的“复古”，等于花光了城市的家底。而城市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生态体，它要发展，要政治的、经济的、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诸多工程去做。该市竭泽而渔地将财政收入用在城市“复古”建设上，其他建设资金来源何处？结果无非有二：一是其他的不做，导致城市社会生态失衡；二是举债度日，陷入中国地方债务难偿的沉疴，影响城市永续发展。无论哪一种，大同式的建设思路都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违逆了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各地大兴土木的复古潮流，皆为权力主导型，而且是拍脑袋式的武断决策型。行政命令下的工程建设，往往异化为大肆举债的城市建设大跃进。城建的异化导致民生的伤痛、财政的浪费和市场规律的被漠视。更值得讽刺的是，越是有点历史文化的城市，其治理者往往更加地不理性，往往会陷入一种难以遏制的文化偏执之中，更容易冲动地决策和大兴土木，结果导致一大堆不洋不古乏文化的现代建筑垃圾。

    以开封为例，曾经斥建的复古建筑清明上河园和所谓的天波杨府，游人门可罗雀，可谓失败的复建标本。再看大同，现在大兴土木的旧城街道名称恢复古风，曾经的代王府、华严寺等也在复建中。可以想见，即使这些复古的现代建筑得以建成，也只是形式上的古物再造，而缺乏真正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无论是被历史尘烟或天灾人祸消弭掉的古城和文物，其实都包含着历史逻辑的必然性，哪怕让今人充满深深的遗憾。现代人可以对古物适度修复，或可在财力许可、和现代建筑协调并存的情形下适度复建古建(但必须经过充分的民主酝酿)，但绝不可以一切推倒重来。否则，现代城市治理者不仅无法超越时空复原古代的文物，而且还严重伤害了城市的现实主义特色与民生。

    值得一提的是，权力武断、经济颟顸和文化偏执下的古城再造，近年来有许多失败的典型。为何那么多的城市依然故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