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民居怎样在“保护”拆解下向死而生

    伟大时代多神奇之事。有媒体报道了已经涌动数年的古民居买卖热潮：徽州等地，经历种种历史磨难残存的老房子正在“保护”的名义下被拆解、远走他乡，重组起来，即成为现代都会的装饰物和新贵阶层的奢侈收藏品。

    没有人能搞清楚究竟有多少古民居遭此命运。在长江以南地区，民国之前的民宅，包括祠堂、牌坊、书院、楼、台、亭、阁等建筑物，乃至细处部件、门前青石，均被明码标价，成为待售商品。单就徽州一地，据黄山市文物保护专家之间流传的说法，“这些年被人为拆毁、贩卖的老房子可以凑一个宏村。”

    由此而来的画面细想起着实荒诞。人们来到一地，古色古香，每处建筑，每个细节，包括砖头、瓦片窗格等等都是真实古物，可就是如此真实之物，却成为不折不扣的假货，而那些被拆光卖光之后，在自家宅基地上起了新屋，明窗净几，却是不折不扣的“古村落”。这般凌乱，难怪有学者说中国社会早已经进入了以拼接、戏仿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

    正像报道所言，古民居不仅仅是老房子那么简单。事实上，在社会组织被打散，在旧有生活方式被变革之后，古民居已然不再是“民居”，变成了标本。这些古建筑如果全部列为文物，交由政府保护，即使对现有房屋主人的又一次掠夺，其成本之高，也注定是不可能之举，至于那些有政府出面搞出的“百村千幢”工程，70%的资金来自于民间资本。

    让私人资本参与投资运作，催生了由拆迁的老房子组成的影视城、高级会所等。就其实质，也看不出与买给外地交由新主人保护之间存在什么区别。而无论是个人的收藏还是政府以保护名义异地集中，共同的结果是，老房丢失了它们的时空延续性，那些“家族的记忆传承，门前的石板路和潺潺流水，不时飞到堂前的燕子，以及那些沉淀在古村落中的文化生态。”在这些均被剥离之后，依然有极高审美价值的建筑物，如果被连根拔起，就像经过处理的大树，实际上已经死亡，成为“标本”。

    死亡的结论并不难得出，不过细究下古民居收藏热，这些古建筑究竟如何死亡，却还有仔细言说的价值。

    这些古建筑实际上是处于保护的灰色地带之中，具有文物价值，但确实不属于文物，在公权力保护之外，而且多归私人所有。也正因此，其命运更反映出中国民间社会的某种状态。人们都清楚，有古民居幸运保留下来的地方，多半一些偏僻之地，是历史主流叙事波及不到之处。正是由于偏远而交通不变，破四旧等政治运动的危害被大大降低，而对比北京等中心城市在房产等问题上的纠纷，古民居的产权等问题相对要清晰，往往就是房主人的祖屋。那么，既然是祖宗流传下来的遗物，为何不能守住祖业，却要做不肖子孙，一卖了之？

    报道中部分给出了答案，无论如何怀旧，如何恪守传统本位，现实中人实际上都无法否认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比如新田下村附近的多凌镇一栋老房子，建于清初，厅堂间甚至悬挂着明洪武八年的牌匾，但是，这栋艺术品与并不奢华的新房相比，采光、防火、防潮、防蚁、隔音、通风、取暖等各个方面均“全面落败”。所以，最终结果是，美丽的古宅早已无人居住而废弃，厅堂地面杂草丛生，而房主因为维修费用过于高昂，难以承受，如果不卖出而继续破败下，这栋旧宅的最后结果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现在中国乡村住宅用地的规则也决定了要村民盖新房，只能拆去旧房，这种产权制度不彻底性，也对古民居买卖有了助推作用。此外，即便是物质层面的古迹保存下来，那些无物质意义上的家庭、宗族、村落以及人伦关系等等，已经在历史过程中被解构，而解构之后又迎来的经济大潮，更是将中国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彻底打散。今天徽州古屋中，多为鳏寡孤独，不过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中国乡村空心化的现象而已。

    值得一谈的还有当下对于古民居的审美热情。这股热情来自中国现代化最彻底的那些都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即便是购买古民居是为了帮助酒楼会所提高档次，招揽顾客，也无可否认的是，经历过最狂热的反传统、现代化追求之后，关于传统的美学迷恋悄然兴起，并成为某种主流形态的东西。

    更有趣的是，此种美学追求往往具有民间性、自发性，即使不可能脱离开现代基础，但是这种趣味的真切和狂热，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正在困扰着这个时代的人们。现代化程度越高，对自己身份的追问就越迫切。对于离家的国人而言，文化将是永远的乡愁。而乡愁中，我们也许能窥见，重组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可能与必须。也只有重塑社会，古民居才有可能向死而生，告别“标本”，真正再次成为“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