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物迁移史创举山西运城永乐宫搬迁记

永乐宫旧址全貌

    保护文化遗产和经济开发，历来都处于一种复杂关系中。有时两者亲密无间，有时又互为掣肘。2012年夏天，在我省北部的大同，承载着一代大同人记忆的“大同展览馆”正像“礼品”一样，被工人们“打包”。这座建设于上世纪60年代、红色历史气息浓重的建筑将被平移到1公里外。原因是它所处的市中心位置将被恢复成更为古久的“北魏古城”，开发文化旅游产业。

    50多年前，在我省南部黄河岸边运城市芮城县，一座千年古刹同样进行过搬迁。因为建设黄河水库，一组元代古建筑群——永乐宫被移到了20多公里之外。其中，永乐宫内近1000平方米的壁画迁移，成为我国文物迁移史上的创举。

    2012年6月，记者来到永乐宫，试图找寻并描绘出50多年前那条迁移之路。

    “神宫”要变“龙宫”

    1957年，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行色匆匆走进芮城县永乐镇招贤村。村子的南边有一座道教观宇，他此行目的地就是这里。

    蒿草几乎与人齐高，看不到路。他拨开蒿草，穿过半个身子，前方的大殿形象渐渐清晰。两道土墙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孤零零地伫立在瑟瑟秋风中。

    没有香客，没有道长，大殿外的石狮子头被雨水淋刷的痕迹显得斑斑驳驳。当他走进一座大殿时，却在一刹那发现了另外一片天地。大殿的屋内空着，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绘制了众多神仙画像，从来没有接触过壁画的年轻人被惊呆了。那4米多高的壁画上，一条神仙的飘带贯穿上下。这就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世界绘画史上罕见的巨制——永乐宫壁画。

    2012年，当记者来到招贤村同样的地点时，面前是半人高的麦田。那曾经的大殿、石碑、石狮子早已化为乌有。在夏日午后的蝉鸣中，一位体态微胖的蓄发道人，用手指着远处，凭空画出一个又一个房子。“这是大门，这是龙虎殿，后面就是三清殿了，三清殿前面有个台子，非常大……”道人名叫卫万臣，和师兄卫万忠一起在此处一座吕公祠修行。他描述的，正是他心中的道教宫殿“永乐宫”。

    那座他脑海中的永乐宫如今在此地已无一砖一瓦一柱一树。1996年，两位道人在此复建了“吕公祠”，来纪念道教“神仙”吕洞宾。这个“吕公祠”并不大，只有零星几座房屋，在房外的墙上，是用粉笔写的“此地的道教节日活动”，旁边是歪歪扭扭排列下来的香客捐赠，多约200元，少则几十元。“我们这里是吕洞宾的家乡，永乐宫的由来也和吕祖有关。”吕洞宾被道教全真派尊崇为北五祖之一，吕祖故里的吕公祠因而也就被改建为“大纯阳万寿宫”，与终南山重阳宫、大都长春宫并列为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而因为位于永乐镇，又名“永乐宫”，当地人称之为“神宫”。

    但“神宫”的修建者没有料到，700年之后，“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却真的要面临“过海”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治理黄河成了国家首要任务。而当时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技术条件，1954年，苏联提供设计方案，在黄河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坝，以此治理黄河水患，为下游提供电力资源。

    修建三门峡水库，水位会上升，这样地处黄河岸边的许多地区将被淹没，一场大移民随之展开。当人们开始大迁移时，才发现，按照预计蓄水量，黄河岸边的这座“神宫”将被淹没，成为“龙王宫”。

    一座千年古刹，一座刚刚被国内文物界、美术界奉为天赐的艺术宝库难道就这样没入水底，成为永远的秘密？

    20岁的“土人”要办“洋事”

    1957年，那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为此事而来。那个年轻人叫柴泽俊，如今，身为“文博大家”、“山西古建保护修缮第一人”的他回忆起那段往事，依然唏嘘不已。“那会儿也是个莽汉子，现在要让我干我还得考虑再三呢，那会儿真是年轻胆大……”这并不是柴老过谦的说辞，当时他接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任务是，“国家要搬迁永乐宫，你去考察一下。”

    2012年7月，在太原市一座普通的居民楼中，78岁的柴泽俊点上了一支烟，50年前的依稀往事，在攀升的烟雾中逐渐又清晰起来。

    永乐宫的发现是一个巧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进行文物第一次普查。芮城县文物工作者偶然发现了一座道教宫殿，但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柴泽俊回忆说，当时，这里面已经没有了宗教活动，基本上是废弃。每个月镇里“赶集”时，摊贩们就在大殿门前的空地上支起摊子，墙边有生火的，有杀猪宰鸡的，有在墙上钉钉子的。

    废弃的大殿，很长一阵子都是当地村里的小学堂，但满墙大幅的壁画让孩子们很害怕，村子里人就凑钱在大殿里又砌上了一道假墙，将满墙的画像遮挡了起来。正是这个看上去很无知的举动，保护了这座艺术宝库。

    据《永乐宫志》记载，1938年，一支日军入侵永乐镇，拆毁永乐宫丘祖殿，烧毁附近另一座道教宫殿纯阳上宫。此后日军在此驻扎7年之久，如果不是这堵假墙，“永乐宫壁画”的命运可能与之前的敦煌壁画一样，被日本人切割成50厘米左右的小块，然后偷运出境或者毁于战火。

    考察完永乐宫回到太原汇报工作的柴泽俊并不轻松，在考察期间，他听到了当地人的一句民谣：鲁班爷盖起的永乐宫，后人如果要是想把永乐宫拆掉，或者是盖起来，那个口号就是：胜吾者添木三根。就是说，比我鲁班爷手艺高的人，要把原件拆下来以后再搭上，你要给我添三根木头。不胜吾者去木无数，就是说，你把它拆下来，就怎么样也盖不起来。

    那时，柴泽俊正在五台山主持修复古庙工作。虽然涉足古建筑刚刚4个年头，但他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专家级了。他想，榫卯结构连接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在原理上还可以做到拆开重新组装，那么要想把画有两三米高人物的大面积壁画揭下来，再迁移走，重新安回去，还要做到不损坏壁画，在当时“国内没人干过，也没人敢干”。

    中国有优秀的壁画艺术，但壁画的揭取却是个“洋事”。中国最早的壁画揭取都是由外国人主持进行的，而揭取的前提是不光彩的——盗取。从19世纪初敦煌壁画的被盗取到日军侵华时大量壁画被盗取，壁画揭取技术一直都是外国人秘而不宣的“高招”。我省稷山兴化寺、洪洞广胜寺的壁画都是这样被外国盗贼盗走的。

    这次要迁移永乐宫，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合理地取下这些壁画，在当时的国内没有人知道答案。没多久，1957年后半年，中央请的“洋老师来了”。“国家想利用欧洲的壁画保护技术来保护我们的壁画。”

    柴泽俊记得，当时的会就在大殿里面开，两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洋老师”，还有两名翻译。面对中国人画在泥皮土墙上的壁画，揭取石头墙壁上利用化学药水软化壁画粘取的方法到底行不行，他们自己不敢打“包票”。

    “捷克的专家看了说，他就想用粘的办法，用胶布把它粘下来。我们不放心，他们也说不一定会成功。”而更让人头疼的还不是技术，两名捷克专家提出，仅壁画揭取下来，预算费用是200万元，整体搬迁工程预算约500—1000万元，这个数字按照当年的财政收入来讲，近乎一个天文数字，从山西省财政年表上看到，这个数字约等于当时晋南地区全年总财政收入的一半多。而条件远不止此，捷克专家提出要15名中方工程师级别的人当助手，要修一条柏油马路，而且要盖专家楼等等，“在当时，这些条件都很难办到。”

    “看看，咱们能不能自己搞”，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开三门峡蓄水工程专项会议时提出了“自己搞”的想法。“一群土人能不能整了这个洋事？”时任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王冶秋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中国古建人员。

    很快，一支来自全国各地人员组成的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成立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这群年轻人要让这座700年历史的宫殿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