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物迁移史创举山西运城永乐宫搬迁记

揭取下来的壁画被小心抬出大殿

    临摹壁画持续了近1年

    芮城，一个并不大的小县城。

    往城北开车走不到十分钟，一座气势恢宏的元代建筑静静藏在大山脚下。南端的“宫门”到北端的重阳殿共300多米，在这条直线上，整齐地排列着五座建筑物。如果对比老照片可以发现，这里和老“永乐宫”的布局，格式几乎没有区别。

    这就是“永乐宫”的新家，步入永乐宫，壁画是最大的话题。无论是解说员的讲解，还是穿梭其中背着画板的学生，或者是拿着相机的游客，他们的重心都是三清殿中的那幅“朝元图”。殿内四壁，满布壁画，面积达403.34平方米，画面上共有人物286个。这些人物，按对称仪仗形式排列，画面上的武将骁勇彪悍，力士威武豪放，玉女天姿端立。场面人物繁杂，但神采又都集中在朝拜元始天尊的道教礼仪。

    这精美的壁画，却是当年永乐宫迁移的最大难题。“壁画的搬迁，可以说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泥皮很脆弱，如何能使它搬过去再复原起来，当时来讲，是很茫然，就觉着很没办法。”柴泽俊说，永乐宫的壁画是绘制在沙泥涂抹的墙壁上的，本身结构就很脆弱，又历经几百年寒暑，粘力和刚度大减，极易损坏。

    为了保存壁画，国家先派来了美术界的精英，中央美术学院和美院华东分院国画系高年级的学生陆续到达，带队的老师则包括了陆鸿年、叶浅予、邓白等国画大师。他们的任务是将永乐宫上千平方米的壁画按照原样临摹下来。“当时还没想好怎么拆壁画，大家先临摹下壁画，将来迁移当中一旦有什么闪失，作个恢复的依据。”

    对于这些大师来说，临摹本来是随手练成的，而这次临摹却持续了近1年，当时参与临摹的国画大师蒋采苹回忆说：“本来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玻璃纸啊，从那个原壁上拷贝下来，然后我们再拷贝到正式的临摹的那些纸上就可以了，这是最简便最准确的一种办法了。但是因为大家都心疼这些国宝壁画啊，生怕你拷贝的时候，也许会铅笔戳个洞啊，或者给它蹭掉一点呀，不忍心给它损坏。这样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先照照片，黑白的，照完那个负片呐，黑线的地方不就是白线嘛，然后用幻灯打到这个我们需要临摹那画的纸上，然后我们再照原壁画去修改。”

    为了尽可能让临摹品接近原作，壁画传统世家出身的王定理，专门负责对颜料把关。为了找到接近于原壁画颜色的颜料，王定理找到了北京当时所有的颜料老艺人，又到所有的古董店去找。为了让临摹更接近原色。此时的永乐宫里弥漫着纸张和颜料的味道，工地上的气氛既紧张又兴奋。

    壁画拼图造就“发明家”

    壁画要想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貌，最好的办法是割下来，但如果按照之前外国人盗取壁画时的割法(将壁画平均分割成0.3平方米的小块，然后装运)，又会损伤较多画面。而且永乐宫四座殿内的壁画，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群像排列，人物密集，上下重叠四五层之多，如果平均分割，必然会损伤人物脸部。但如果按照人物分割，画块不等，不利于揭取和运输，而且画块过大，极易损伤，对以后的拼接难度也很大。

    柴泽俊回忆，当时征调来近600名民工，这其中有很多是上了年纪的高级技师。让这群20来岁的“娃娃”去领导这些“老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家都没有经验，每天开会就是想办法，想出来就试，试完了再想。那些老工人的经验很重要，这里面不分什么谁说了算，谁说的对听谁的。”老工人有的提到了中国古建中传统的一些方法，迁建委员会的人就马上回去试验。

    在北京的古代建筑修整所里，祁英涛工程师带着一群年轻人，开始自行研究揭取壁画的方案。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壁画技艺，利用中药材中一种叫白芨草的，熬成汁，充当壁画的黏合剂用来加固壁画。

    此时的柴泽俊也已经和山西方面的古建筑技术人员，在太原郊区的芳林寺同样完成了他们有关揭取壁画的试验。“那会儿是什么办法都试，老先生传下来的，民间传说的，自己想出来的，都试。”在那个青春四溢的年代，柴泽俊依稀记得，常常自己在屋里一呆就是三四天，做着各种试验。

    如今已经是永乐宫退休职工的李焕民当时是一名刚刚毕业准备分配的师范生。县里一个通知，她从学校背着背包就赶到了“永乐宫工地”。她没想到，她的命运就此改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是组织一个通知，到了工地就安排在办公室工作，当时主要是负责后勤。”李焕民记得，当时工地上还没有通电，晚上各个工棚里都是点着马灯，“争论，一个接一个说，图纸铺了满地，椅子上开完会，就蹲在地上开会，有时候坐在图纸上开，对壁画，大家那真是动了百样脑筋。”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壁画，壁画切割采取了不均分切割，就是按照人物的头部边缘和衣冠边缘来切，尽量不损伤画面的精细部位。但这样必然会带来切割工艺过于复杂，之后的包装和运输就得“一画一包一运”。“相当于每一块切下来的壁画都有自己的尺寸，每个尺寸不一，切割的方式就不一样，包装运输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于总面积1000平方米的壁画来说，这将是个繁复的工作。没有现成的工具，柴泽俊带着工人师傅开始“自创发明”。

    如今，在永乐宫的西侧，有一个“永乐宫拆移展览室”，展览室最突出的位置摆放着几个“奇形怪状”的物件，有的像个椅子，但座位中间是空的，里面装着齿轮。有的像个磨盘，磨盘却是木头的，上面挂着锯条。解说员有些尴尬地说，“这些工具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当年就是用他们将壁画从墙上割下来的”。

    而提起这些“新玩意”，柴泽俊也爽朗地笑了。看着图片，他告诉记者：“还真就没名字，当时是边切边改造，好多东西头一年用的和后一年用的都不一样，我们在当时也是瞎叫，你像这个有大轮子的，我们就叫‘偏心轮’。”

    当时的拆除工地上没有电，所有的设备都是手动的，这个“偏心轮”就是用一个火车车头的偏心轮，然后在一头固定好锯条，而另一端一个人手摇。以此割开壁画后面的墙体，将壁画从墙上揭取下来。除此之外，民间用的大锯、小铲子、铁锹都被改造成适用的壁画揭取设备。甚至连“起重机”也是自造的，把轴承、滑轮固定在木头床架上来用。“怪不得人家说我们是‘土人’呢，都是土办法啊！”

    除了发明揭取工具，他们还发明了包装工具，因为每一幅壁画尺寸不一，它的包装都是独一无二的，就用锯末加棉套加木架子螺栓土洋结合的办法，把壁画包装成一个大木箱子。当时所有拆迁工程的人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就是弄包装。在永乐宫拆建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李焕民回忆说，“中午一吃完饭，所有的女同志就到附近村里去搓草绳，现在这东西早就不用了，那会儿这可是宝贝呢，搓好的草绳用来捆壁画，又结实又避震”。

    1959年春，壁画的揭取工作开始，历经半年多的时间，1000平方米的壁画被分割成341块大小不等的壁画块，经过古建工作人员和民工的小心翼翼，被成功取下，安置在特制的木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