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当傅作义的谈判正在进行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为解放军不得已要攻城的情况做着准备。在准备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的代表来找梁思成，希望他把北京城的古建筑在军用地图上标明，说万一和谈破裂，需要攻打北京城，炮击时就尽量避开这些古建筑。这对梁思成和林徽因影响很大。我觉得梁思成先生之所以倾心于共产党，跟这一次谈话是非常有关系的。”

    古城规划

     1949年春天，梁思成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特邀代表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几个月后，1949年秋天，他又在病榻上完成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新中国诞生后，北平恢复“北京”的名称，成为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开始着手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工作。正如林洙所言：“北京是从一个旧的城市、一个皇家的城市，变成新中国的首都，有很多需要重新建设，需要重新考虑的。

     比方说，中央人民政府应该设在什么地方？是集中呢，还是分散呢？中央的各部委是不是应该集中办公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数据室中，林洙找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的原稿，后来的人简称它为《梁陈方案》。

     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设想。刘小石分析，两位中国专家的想法与当时参与北京城规划的苏联专家存在两个重要的分歧：“首先是北京的性质是什么，他提出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没有提工业中心，他这个见解和当时苏联专家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应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的主张很不一样。”双方的另一个分歧集中在了行政中心位置的设立上。

     苏联专家团提出，应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梁陈方案》则提议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梁思成当年自费印制了他和陈占祥的计划书，在寄给周恩来总理的方案中，梁思成附手书一封，并以“恩来先生总理”称呼。此时，他的心情是焦灼而又热切的。

     正如林洙描述的那样：“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觉得是应该这样来做的。不管从北京市、新中国首都的发展来看，还是从保护旧北京城市来看，他觉得都是可行的，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然而，梁思成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是不可想象的事。当然，不可否认，新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正如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高级规划师黄艳所说：首先，一个新政府，缺乏管理和建设这个城市的资金。如果让它在一片郊区的空地上去建造这样一个行政区，在财政上可能是行不通的；第二，当时北京老城存在很多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失业和城市垃圾等。如果完全建造一个新城，老的城市该怎样规划？这也是一个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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