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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古城复建被指造假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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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古城复建被指造假古董
河南开封投资千亿“再造汴京”,湖南凤凰古城拟投资55亿另建古城,备受争议的古城复建计划一再出现。在一系列复建古城的案例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山西大同。今年年底,大同古城城墙即将合拢。大同市市长耿彦波在日前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近日网上对大同古城的质疑大多是空穴来风,“大同古城复建工程,是名城保护的范畴,并非造假古董”。
大同是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2300余年的建城史。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曾在计划经济时代辉煌一时,近20年来却日渐式微,甚至被法国一位专家评价为“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2008年初,新任市长耿彦波力主“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豪言在5年内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自工程开始以来,社会上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著名考古学家杭侃就曾明确表示,不赞成大同这种复建,复建只是造了许多假古董,而且会对地下文物古迹造成破坏。还有评论称,为复古迁出城市居民,改变市民现有生活,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对此,耿彦波对中新网记者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者对于事件本身缺乏理论分析和本体分析。耿彦波表示,欢迎大家到大同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情况。
耿彦波告诉记者,在看到近日开封投资千亿“再造汴京”的新闻之后,他特意了解了一下开封的情况,认为大同和开封是完全不同的。耿彦波强调,大同古城复建工程,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而非文化造假。首先,大同古城投资百亿的数字是不准确的。其次,大同古城城墙毁于80年代,大部分夯土还在,部分城砖还在,还从社会上收集回来一部分城砖。大同古城的修复计划遵循的原则是“回原”,即原形制,原结构,原工艺,原材料,修旧如旧。
事实上,在耿彦波任大同市市长之前,大同古城的改造计划已经提上日程。此前曾有省领导到大同检查时指出,大同城里的平房、棚户区条件太差,没上下水,没煤气,为何不能改造?当时的计划是旧城改造。耿彦波到任后,将原计划的方向改变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耿彦波介绍说,大同古城首先是对重点文物进行重点保护,最大限度保留华严寺、善化寺、法华寺、文庙、关帝庙、纯阳宫等珍贵遗址。第二是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整体保护,把北至操场城街、南至北都街、东至御河西路、西至魏都大道,面积约4.8平方公里的区域全部划定为保护区域,并对这些建筑群保护范围内的破坏性建设全部拆除,绝不含糊。
此前耿彦波曾公开期许,大同未来旅游人数瞄准300万目标。当记者再次问到这个问题时,耿彦波表示,最重要的并非游客,而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同古城是一个持续的文化保护过程,即使修复工作完成,保护工作仍在继续”,耿彦波说。
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深入自己血脉的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化遗产记录了历史的脚步,见证了岁月的沧桑,留住了城市的记忆。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城市,虽然它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它仍然是浅薄的。因此文化遗产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标志和价值构成。面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的严重缺失和破坏,作为被国务院首批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积极探索和实践名城古都保护和复兴的“大同模式”,力求在历史的迷失和现代的荒乱中,找到一条符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律的科学之路。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基本走向”:
一是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以更先进的理念去指导名城古都保护的未来。旧城改造是破坏历史文化名城最锐利的武器。旧城改造就是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所谓“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旧城区是城市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是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范畴,但往往又是房地产开发争夺的黄金地段。在市场经济时代,衰落的文化古城远远不是强势的商业文化的对手。2008年,大同市政府废止了“旧城改造”的提法,代之以古城保护的先进理念。政府发布通告,勒令古城保护范围内的旧城改造项目全部停工,60多个开发改造项目被紧急叫停,古城保护工程全面启动。保护,就是坚持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一切以保护文化遗产为纲,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护遗产的文化基因,对淹没在废墟中的珍贵文物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寺、法华寺、文庙、关帝庙、纯阳宫、帝君庙、城墙等进行整体性保护,对这些建筑群保护范围内的破坏性建设全部拆除,一点一滴地扩大和保护历史建筑的整体性完美和独特记忆。文化遗产是“集体的记忆”,保护就是对历史文化遗产奉若神明,小心呵护,顶礼膜拜,唤起全社会文化遗存保护的责任和情怀,强化文化保护的公众参与,建立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共识。
二是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以更全面的认识去深化名城古都保护的内涵。名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仅仅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单体,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割断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一处处文化遗产就沦为“文化孤岛”。文化遗产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文态环境,城市文化空间被肢解,历史文脉被割裂,严重弱化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高贵价值,使厚重的城市文化积淀变得孤独、浅薄和单调。只有零碎的文化遗产,单个建筑孤立,“独木不成林”,文化名城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名城保护的核心和灵魂,在于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一个拥有完整历史风貌古城的城市,才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四年多来,大同致力于保护文化名城整体,保护范围北至操场城街,南至北都街,东至御河西路,西至魏都大道,面积约4.8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没有建设控制地带、没有环境协调区,全部划定为保护区域。该区域内对古城风貌造成严重破坏的多层建筑,全部列入拆除范围,目前已拆迁900万平米。所有历史文化遗产全部划定为保护对象,尽最大可能保留其历史文化信息,恢复古代水平城市的基本格局。
三是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以更宽阔的空间去包容名城古都保护的张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长期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夹缝中徘徊,剪不断,理还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把保护与发展放在同一个城市空间是无法做到的。早在五十年代,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就提出北京古城保护的“梁陈方案”,即保护古城,另辟新区。2008年初,大同提出“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的名城保护基本思路,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以御河为轴线,在御西保护完整的古城,在御东建设现代新区,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传统建筑是农耕文明的样本,现代建筑是工业文明的结晶,两者在建筑形态、体量、结构上有巨大的差异。农耕文明是一个逐步消失的文明,作为与其伴生几千年的传统建筑已经走向终结。工业革命带来建筑材料的革命,建筑进入现代化、全球化时代。农耕时代古城的人口和城市规模,远远不能和现代城市相比。今天大同的建成区已达120平方公里,而古城区仅有3.28平方公里。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古城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保护和发展放在同一个空间?登高望远天地宽,我们应当以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空间尺度,去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实现双城并美。
四是从文化造假走向修旧如旧,以更传统的方法去延续名城古都保护的生命。时近六十余年,在文化遗产遭遇巨大建设性和自然力双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正确的文化名城保护之路是当务之急。应当看到,中国与西方建筑是有明显差异的。从物质结构层面看,西方以石头结构为主,残垣、孤柱可以露天保存,展示残缺之美。中国以砖木结构为主,屋宇残破不堪难以保存,不加修复就会彻底毁灭。从文化审美层面看,西方以单体高大雄伟取胜,中国以群体神韵意境见长。单体孤存,没有群体连续空间背景,无法体现传统建筑之美。这无论从故宫群体,还是晋商大院、平遥古城,都能找到很好的例证。文物保护自古以来就有经常保养、局部维修加固、重大修缮和复原重建等方法,这样才使许多重要的建筑得以传承下来。大同在大规模的古城保护和修复中,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坚持四个基本方法:(1)考证充分。在大量考古发掘、信息收集、调查研究、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寻找历史的依据,传承历史的信息。(2)遗产本位。文化遗产属于哪个朝代,按哪个朝代的营造法式进行重大修缮、重修复建,不能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3)“四原”保存。在修缮、重修、复建中,保存原来的建筑形制、原来的建筑结构、原来的建筑材料、原来的工艺技术。(4)浑然一体。基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和审美要求,坚持修旧如旧,原汁原味,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整体性的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美学价值。
五是从发展包袱走向产业创新,以更宏大的手笔去占领名城古都保护的高地。文化名城屡屡遭遇建设性破坏,来自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认为低矮破旧、苟延残喘的老院,饱经沧桑、满脸皱褶的老脸,功能缺失、狭窄弯曲的老巷等等,都是城市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包袱,花钱保护,成本昂贵,代价巨大,得不偿失。在利益的比较与权衡中,向文化遗产挥起了“屠刀”。这实质上是把“珍珠”视为“垃圾”,老是资本、资格,老是漫长岁月留下的年轮,是风雨雷电留下的残迹,是朝代更替留下的印痕。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美学价值、认识价值、科学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一座完整历史风貌的古城,价值连城,胜过黄金,是昨天的辉煌,今天的财富,明天的希望。大同在名城古都的保护中,孕育着一个文化旅游大产业的发展战略,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四位一体。文化资源永远不会枯竭,在保护中发展,可永续利用,持续不断创造价值。(作者系山西省大同市人民政府市长耿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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