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里开发还需避免盲视

    今日有媒体报道，山西娄烦县2010年提出打造“孙大圣故里风景区”，规划修复原有的水帘洞、悟空出世石、猴王庙等古建筑。两年过去了，除了绿化的5000多亩荒山及四层楼高的接待中心外，其他规划已“烂尾”，却已投入6000多万元。当地旅游局长称，整个景区建成投资额或超亿元。

    争时面红耳赤，建时虎头“烂尾”，分裂的景象，已成时下某些名人故里开发的通病。这边厢，河南汝南“梁祝故里”因投资失败，宣告建设难以为继；那边厢，山西娄烦“孙大圣故里”又几近荒废。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荒废了。亟需追问的是，原本大张旗鼓的景区开发，何以沦为“半吊子”，落下个黯淡收场？原因是多面的：从表象上看，是高成本、低回报率，瓦解了持续开发的动力。这些“故里”，缺乏集群化的景点，难以形成旅游环境，引资也多坎坷。指向“经济唱戏”的景区建设，终究是要算经济账的。若入难敷出，规模化的开发自然失去了物质助推力。

    毋庸置疑，“名人故里”的名号是个香饽饽。在注意力经济“发烧”的当下，它或许只是打文化旅游牌的筹码。对许多地方而言，“名人故里”不异于纾解发展焦渴的甘霖，能够拉动地方的经济上行。正因如此，“争抢名人故居”的消息才会动辄被曝出。

    梁祝、孙悟空，都是蕴涵丰富的文化符号，也能激发起人们的文化想象。在我们的典籍中，“梁祝化蝶”“孙悟空大闹天宫”等，都寄寓了或美好、或神奇的记忆，被烙在我们的脑海中。迄今，它都与我们的怀旧情愫遥相呼应。

    但再绮丽的传说，若无可考的历史凭据，恐怕都面临着“故里不明”的困境。孙悟空故里遭多地哄抢，便被人们视作一段笑谈：当虚构的神话人物，竟被追宗认祖，还被认定为某个地方的名人，实在有些荒诞。没有遗迹，只有附会捏造出的“仿制古迹”；没有史实，只有意识形态的涂抹……这样的故里开发，或许从一开始，便预埋下失败的种子。

    事实上，在“故里”概念任由打扮的情境下，名人故里在哪，向来难有定论。即便是行政认定，也无法消解争议。激烈的故里争夺战，固然颇具噱头，但也带来眼球效应的“速朽”——当噱头被消费殆尽，公众的注意力也就转瞬即逝，投入到下一场“戏”中去。

    更何况，无论梁祝抑或孙悟空，意义再丰富，也终究只是海量文化典籍中的一朵小浪花，附生于它们身上的观瞻价值，也势必下降。

    最为关键的是，时下一窝蜂式的开发，往往陷入庸俗化的桎梏中。利益化的导向，掏空了文化发掘的内涵，让开发变成一场豪赌。在“重利用轻保护”的开发模式下，名人故里的纯粹性和底蕴都被消磨，只剩下“名片”功用，失去了文化地标的意义；而那些单薄的营销方式，却激不起民众的兴趣。

    盲目地开发，透支了文化资源的热量。“梁祝故里”到头来树木枯死，满目疮痍；“孙大圣故里”也空剩寂寥，6000多万的投入，近乎打了水漂。失败的案例，无疑是在给流俗的名人故里开发热泼冷水——若“故里开发”无法回归理性，找到可凭依的良性路径，那它只会在覆辙上日渐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