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国家博物馆之亚洲艺术馆藏壁画残块

    在1902至1914年间德国探险队多次到吐鲁番探察后，柏林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馆就一直是从库木吐喇割取运走的壁画的收藏地。但至少有一幅大型的库木吐喇壁画在早期壁画修复保护的过程中被错误拼接。中国学者注意到此类失误，并开始对其它库木吐喇洞窟的壁画进行重新分属归类。这造成了进一步的困惑。本文旨在基于现存文献来回答疑问。

    在20世纪早期的1902至1914年间，德国探险队多次到中国新疆探察后，柏林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馆就一直是他们从库木吐喇割取运走的壁画的收藏地。该博物馆的藏品中包括描述壁画所在地的原始的照片、绘图和笔记等。现已计划在与龟兹研究院的共同合作下，出版中英文的库木吐喇壁画残迹藏品集。

    柏林国家博物馆所收藏的这一系列的壁画大部分是来自克孜尔，其中来自库木吐喇的早期壁画和吐火罗族有关，这些壁画被称为“第一风格”和“第二风格”。壁画中那些表现汉族与回鹘风格的则被称为“第三风格”。这三种风格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区分和关系，尤其是在汉族与回鹘风格之间的异同更加难以区分。

    目前，中国对于这些来自库木吐喇的壁画残块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甚至那些保存最完好的壁画也很难在大多数出版物上读到它们的相关描述。自从我在2007年12月就任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中亚部主任起至今，我一直都对这些壁画残块有浓厚的兴趣。在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就专门研究过敦煌艺术。在一个表现中亚艺术与敦煌艺术之间联系的展览上，我展示了三件库木吐喇的汉风壁画残块，并且在2008年，柏林中国文化机构对其中的两件出版了相关的文献图录。在2008年我写的《丝绸之路上的净土宗艺术》（PureLandBuddhistArtontheSilkRoad）一文中，我又对这些壁画进行了一定的补充说明。在这篇文章的后记部分，我谈到了在理解和追溯汉风与回鹘风艺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局面到现在依然没有改观，这一点是去年我在敦煌参观那些晚期的石窟期间同那些学者们交流时所发现的。

    在早期壁画修复保护的过程中，至少有一幅大型的库木吐喇壁画被错误地拼接。中国学者注意到此类失误，并开始对其他库木吐喇石窟的壁画进行重新分属归类。这造成了进一步的困惑。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在现存的考古和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来识别和回答这些疑问。利用比如敦煌研究中现有的比较资料，作者也希望去鉴别地方性艺术风格的变化，如：在8到9世纪间中国对龟兹的影响，以及在10到11世纪间回鹘佛教艺术对龟兹的影响。

    细节性描述

    20世纪初，德国与日本对库木吐喇进行了考察工作，并发现很多唐朝汉族风格的壁画。马世昌的一篇文章至今都是对这类壁画最重要的研究，其中的很多观点一直到1992年都是非常受用的。但文章中对于这些壁画的追溯和编年史方面的观点至今尚未达成绝对的认同。面对壁画的残缺分散，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它们的原始地点。因此，如果想要在日后开展更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我们必须和中国学者们一起致力于发展一套完整的研究系统来帮助研究。

    德国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对丝绸之路北端的考察工作开展于1902至1914年间，当时的印度部主任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Grünwedel）从他的俄国同事们那里获悉了一些情况，之后便对丝绸之路北端这块地域产生了浓厚兴趣。格伦威德尔在进行了第一次考察之后又开展了多次考察，在1905至1907年的第三次考察中，他担任了领队。正如当时其他的欧洲考察者一样，比如斯坦因（AurelStein），格伦威德尔对在距地中海非常遥远的地方发现的有关希腊式艺术的线索总是特别兴奋。此外，格伦威德尔还希望能够寻觅到佛教向印度以东传播的路径。在第二和第四次的考察中，领队人员勒柯克（AlbertvonLeCoq）由于对波斯及土耳其的了解而倾心于那些摩尼教的发现。起初，这些考察人员中没有人对那些汉风壁画有兴趣，然而之后，勒柯克开始欣赏这些壁画所具有的非凡的艺术品质。当时，这些研究人员就开始为所发现的这些壁画的相关出版物做准备，在敦煌的发现也在后来由保罗·伯希（PaulPelliot）和斯坦因的著作中被人们所知。对这些壁画的研究工作使得勒柯克等人更加意识到库木吐喇壁画的重要性及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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