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建筑是一个文化大博物馆

    陈志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学专家，中国第一部外国建筑史教材的作者。陈志华是中国乡土建筑研究的倡导者，从1989年开始，从事乡土建筑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提出并实践了“以乡土聚落为单元的整体研究和整体保护”的方法，为民居和乡土建筑领域开辟了新局面。主要著作有《外国建筑史》、《外国古建筑二十讲》、《乡土建筑遗产保护》、《楠溪江中上游乡土建筑》、《碛口古镇》等。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陈志华先生今年已经85岁了，接到我的约访电话，陈老师叹了一口气，“谈这些有什么用呢？要拆的还是在使劲地拆啊！”但只要不谈他一心记挂的乡土建筑，他的心情是明朗的。在他清华大学住所的楼下，可以看到公寓旁盛开的大片石榴，陈志华眯着眼睛，忍不住赞叹：“你看，开得多好啊！”

    从1989年起，从清华建筑系退休的陈志华开始“衰年变法”，投身中国乡村乡土建筑的调查和勘绘。从楠溪江、诸葛村、关麓村、婺源到丁村，数十个原本无名却保留传统聚落之美的村落在他们的工作中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但采访过程中，陈志华始终忧心忡忡，“干了几十年，农村建筑眼看着就没了，怎么办呢！”

    不久前，陈志华又去了一趟浙江诸葛村，这个村子是他看着保存下来的，二十几年来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从杭州萧山机场出来到金华，陈志华有心留意了一下，沿途看不到一所老房子。让陈志华忧心忡忡的还有很多，他三十年来的老搭档李秋香老师最近要带着几个学生下乡，但是临行前得到消息，这个本来资助就极有限的团队如今前途生死未卜。“三十年前我们到处挨骂，被人说头脑有问题，但想着起码照一些相，画一些图，玩命地干，总觉得能救多少救多少，哪想得到今天又会遇上新的问题。”

    “怎么办？没有办法。”陈志华对自己干了二十多年的事业有些灰心。在和李秋香新著的《中国乡土建筑初探》后记里，陈志华写道：“这是一本远远没有完成的书。我不可能完成它，连起码的架子都搭不成。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可惜的是，我怕，我怕我们这个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已经永远没有人可以完成那本书了。”

    因兴趣转学建筑

    “我记得转系就是到梁思成先生家里去，他正在吃饭，同意我转系也是在饭桌上。”

    南都：你是1949年在清华读的建筑系是吧？我记得你原来是社会学系的吧？

    陈志华：对。我是1949年转到建筑系的。我记得转系就是到梁思成先生家里去，他正在吃饭，同意我转系也是在饭桌上。我说我要转建筑系，他说欢迎欢迎，准备办手续吧！我就转过来了。现在年轻人把自己的前途琢磨得很透，我们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干。从社会学转到建筑学是非常顺利的，因为建筑学里头就包含着很多社会学的东西，包括我们去农村做乡土建筑保存情况的调查，做村落保护，很多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问题。

    南都：那时候有上梁先生、林先生他们的课吗？

    陈志华：我转建筑系是1949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梁思成先生到美国去了，就没有正经开课，林先生身体不好，所以我们也很少听到课。但那时候学生很少，一个班也没几个人，所以我们没事了就到老师的家里去，聊一聊，讨论一下问题，真是一种享受。

    南都：梁先生、林先生他们那一拨学者那时候对于传统乡土建筑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你还记得吗？

    陈志华：梁先生在1949年以前的若干年间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调查、发现一些建筑，然后制图，就是很初步的一些工作。因为日本鬼子来了，跑到四川李庄，到了四川也没有什么大东西，两口子就油印，把发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印出来，饭都吃不饱。以前四川、贵州谁去啊？他们在那里发现一些东西，还坚持工作，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在那样的条件下，梁先生工作效率之高也是很让人赞叹的。

    南都：那时候也没多少人力，交通也不发达，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效率？

    陈志华：梁先生他们水平还是很高的。有些人没有经历过战争，老觉得说几句风凉话显得自己多有本事似的。抗日战争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没死就算好的。我那时上中学，我们不能生病，一生病十个有八个要没命的，因为根本没有药。我们有一个女老师病了，校医也是没办法，什么药都没有。在农村就问老百姓，你们发烧了吃什么？那都是草根、树皮，用锅把那些东西煮煮，你不知道这个草是毒草还是什么草，可是你不用怎么办呢？什么都没有。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还不少，一个班还能够有十几个人呢！谁病了就吃点、喝点。有一次睡在我旁边的同学晚上睡的时候还挺好，第二天早上就死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得了什么病。结果我就是一个倒霉的，医生直接把我隔离了，因为他在我旁边死的嘛！这个医生也是完全对的，他怕传染，所以就把我隔离在农村一个没有人住的木头房子里。日本人是最坏的，那时候日本人搞细菌战，很可怕。我就这样关在农民的楼上，不许下来，什么药都没有，农村里面老太婆掐一个叶子，煮煮，肚子疼了吃这个。就这样关了我整整一个礼拜，他们随时都过来看我死没死掉，结果居然没死。我就记得那时候身上有小寄生虫，虱子，礼拜天老师带着到一个坟堆边去，到处都是坟，大家坐在地上，把衣服脱了掐那个虫子，大家一起掐，老师也掐，没有办法啊！现在的小青年很难理解。

    南都：所以林徽因先生1949年的时候也已经不教课了？

    陈志华：林先生教是不教，但是工作一直坚持到去世。我毕业后留校教“建筑设计初步”的课，这个课很难教，资深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这个课要教好，就得找林先生，她绝对是最好的。当时她已经病了，眼看着要开课了，我就到林先生家去，她已经不能起床了，病得很厉害，就用枕头支着，靠在床上回答我的问题。

    去之前系主任就交待过我，你请教多少时间一定要离开，老师已经病得很厉害了，说什么也得回来，不能耽误她太久的时间。可是她一跟我讲这个，也不知道哪来的劲，非常的有精神。是听着对她的健康好，还是走了好？有那么几分钟她喘喘气，接着又开始讲，要走也很不容易。哎，就是玩命。

    那时候老师对学生真好，我在社会学系的时候，潘光旦先生有个女儿，跟我们一样大，但跟我们不同系。因为经常去老师那里，所以也认识。老师说，说老实话，我女儿学什么、以后干什么、甚至和谁谈恋爱，我都不管，她妈妈管。但你们我要管，你们的事情我全都要想到。那时候的老师是这样的。刚才我不是说日本人搞细菌战吗？我们的老师真的是拿命来保我们，我不是一个人隔离了吗，三餐饭我的老师还给我送来，这个时候都不能送了，他怎么还送呢？幸亏我没死，要不然我的老师也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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