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坚强”只是个案不必夸大

    五“天遣”与“顺应自然”
    汶川地震后，一位擅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家在一次讲座中谈到：“前人是以百年的胸襟来建造未来的家园的，因此，在建房之初，便考虑到中国地震多发的国情。”他还回顾1996年丽江地震时曾经说过：“丽江的房子都是老房子，我们中国建的老房子有很大的特点，叫墙倒柱不倒，都是木结构体系，设计时就考虑到了抗震。”[5]然而，事实却是无情的。据云南防震减灾网公布的“云南大震震害资料”，当年2月3日的丽江，在“地震中破坏最严重的是民族土木结构房屋，砖木结构房屋次之，砖混与框架结构房屋相对较轻，按八度设防且施工质量好的房屋，震后基本完好或仅有轻微破坏。”[10]
    与高谈阔论的专家不同，中国古人缺乏基本的地震知识，认为地震是不可预测的“天遣”，根本不知道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更不可能对地震发生的原理、特性等问题有科学认识。无法想象中国古人会放弃“顺应自然”的思维方式，而去“逆天行道”。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古代匠师和劳动人民在设计和建造建筑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当然不一定都能有意识地考虑抗震、防震。”[4]根本没有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我国古代建筑抗震方面虽有不少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未能上升到理论，有些经验未能得到总结和推广，有的早已失传，因而有些建筑物在抗震性能方面存在不足之处。”[4]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4]列举了3项“宝贵经验”，即故宫经验、西昌经验和礼县经验：
    康熙十八年三河地震，北京故宫翊坤宫、承乾宫琉璃砖影壁震毁，震后议修复，有司奏准“停止琉璃砖修建，改为木影壁”。
    “道光三十年〔西昌〕地动，庙宇房屋一概倒塌，打死者数千人，以后经查，惟有装修架板壁房屋，保全性命者略略多也。”厚重的土墙易倒塌，隔扇装修板壁或其他轻质墙不易倒塌，这在多震地区已是传统的抗震经验和最常见的做法……当地群众总结建筑抗震经验教训，有“枋加栓，墙筑半”的口诀。
    甘肃礼县群众总结民居建筑的抗震经验，也有一句很好的口诀：“台子要高，架子要低，进深要大，开间要窄”。(换字体)
    除礼县经验尚有价值外，故宫经验和西昌经验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因噎废食之举，实在令人难以恭维。需要注意的是这3项都是震后重建经验，而非主动设防经验。此外，也不能认为西昌在震前即“装修架板壁”的房屋是主动设防，因为那在当时看来也不过是凑巧而已。
    六统计数字揭示出的真相
    除前述云南防震减灾网公布的1996年2月3日的丽江地震震害资料外，1995年6月30日、7月10日、7月12日连续发生3次的孟连地震也表现出相似的结果：“震区房屋结构主要有：穿斗木结构轻质房、土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及钢筋混凝土框架房。土木、砖木结构房屋占震区房屋总面积的85%以上，曾多次遭受邻区地震波及，这次又经三个地震的叠加作用，破坏和内伤十分严重。1988年澜沧-耿马大地震后，按八度设防兴建的砖混、框架结构房屋抗震性能较好，地震中仍有不同程度破坏。”[11]
    据新华网报道2007年6月3日云南普洱市发生6.4级地震，震区“城乡房屋受损严重，土木结构房屋墙体普遍倒塌，砖混结构房屋普遍出现墙体开裂。”[12]
    有江苏省抗震救灾专家对汶川地震震后绵竹市房屋震损情况(未包括已经倒塌的建筑)做了统计，结论是：“钢结构的抗震性能很好，框架结构次之，底框结构再次之，砖混结构再次之，砖木结构抗震性能最差”。根据统计图的数据，在没有倒塌的房屋中，与其他结构相比，砖木结构基本完好的比例最低(2.85%)，严重损伤的比例最高(54.43%)，严重损伤与中度损伤的合计比例也是最高(78.8%)(图1)[13]。虽然这个统计未将已倒塌的建筑包含在内，但是根据残存建筑的状况推断，砖木结构房屋的“倒塌率”应该最高。
    由于统计工作的专业差别，上述统计数据中的“土木结构”、“砖木结构”虽不等同于古建筑，但基本可以看做是包含古建筑在内的应用传统做法的民族或地方建筑。
    而国家文物局的情况通报则明确指出，四川省“重灾区成都、绵阳、阿坝、德阳四个地区文物建筑、博物馆垮塌，文物损毁非常严重，文物损失惨重。最为严重的是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二王庙建筑群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岩寺，文物建筑大面积坍塌，未倒塌的也全部成为危房”[1]。
    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按规定裂度进行抗震加固时，应达到当遭受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古建筑基本不受损坏;当遭受本地区设防裂度的地震影响时，古建筑稍有损坏，经一般修理后仍可正常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设防裂度的罕遇地震影响时，古建筑不致坍塌或砸坏内部文物，经大修后仍可恢复原状”[9]的标准来衡量，都江堰二王庙建筑群和云岩寺那样“未倒塌的(文物建筑)也全部成为危房”般的“墙倒屋不塌”是没有什么实际抗震意义的，也即不能认为那些未倒塌的危房是抗震的。
    “墙体容易倒塌，常是地震伤人的主要因素。”[4]史书上大量的关于因地震导致墙体倒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记载可以充分说明，以“墙倒屋不塌”来论证中国古建筑的“抗震性能”实在是不通情理、强词夺理。
    结语
    目前，建筑历史专业对中国古建筑抗震的研究，还多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观察阶段。正如陈明达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建筑大木作结构力学的研究不应该“看见两条柱子顶着一根横梁就断言符合现代的门式结构……看见殿堂分槽结构就视为符合现代双层套筒结构”，而应该是“着力于分析各种结构的受力状况，探求其功效”[13]。而现有结构专业的研究也差强人意，主要问题在于为“存在”寻找合理的科学证据，却忽视了对“存在”的系统研究。如《中国古建筑结构力学研究进展》[8]、《中国古代建筑抗震》[14]等的研究多是先入为主，虽经过一定的科学分析、计算甚至试验验证，但其试验方法和对数据、结果的解读都存在很大问题。因而中国古建筑的结构体系对抗震是否有影响，如何影响，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适用范围是什么，目前仍不完全明确。
    以上的讨论，只是针对已有文献及研究做出逻辑层面上的辨析，笔者尚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中国古建筑体系做出新的理论分析、力学计算和试验验证，因而并不能最终圆满解决中国古建筑的“抗震性能”这一学术问题。
    本文写作的目的更多的是希望汶川地震能够震醒陶醉于传统文化、擅长于厚古薄今的中国人，并在今后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中能够出现某些治学观念的转变和治学方法的改进。可以肯定，除了“天人合一”和“墙倒屋不塌”，中国古代建筑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神话和迷信需要被一一破除。
    最后，借用ABBS网友“崇宁”的话来做总结：“不能盲目夸大中国古建筑的结构性能。木建筑有其局限性，对建筑和建筑史的研究应与民族主义情绪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