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石峁遗址采访期间，恰逢石峁考古队正在进行外城东门北侧的1号马面发掘，领队孙周勇也来到石峁与神木县文体局、文管办相关领导就石峁遗址的妥善保护进行商议。此外，记者也亲眼见证了当地村民对于石峁遗址保护意识的提高……
马面再度改写历史？
记者到达石峁时，便在石峁文管所的办公室内看到了考古队队长邵晶所作的工作报告。“今已开展的工作有两项：1.外城东门北侧城墙的发掘；2.F7庭院的完整揭露。第1项工作计划将距离北墩台最近的1号马面予以发掘。”
而此时的发掘现场，早已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场景。考古队的两位技工，正在带领工人进行马面和城墙墙体的清理工作。“北城墩与1号马面之间的城墙墙体因为旧时曾被盗掘，外侧墙体和文化层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我们准备将坍塌的墙体部分彻底清除，墙体筑石部分则收集起来，以便将来重建时使用。”邵晶向记者介绍说。
1号马面（即城墙隔一定距离设置的突出矩形墩台，以利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袭敌人）距离北墩台约50米。在现场记者看到，该马面凸出城墙墙体约7米。而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主编的《中国城墙》一书记载：“马面之名称，首见于《墨子》中……表明至少在战国时，已被普遍用于城市防御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马面实物，见于甘肃夏和县北的汉代边城八角城。”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石峁遗址难道又要改写历史了？
发掘现场的工人，多是来自石峁遗址周边的石峁村、雷家墕村。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在考古队员、技工的监督之下，进行非石峁遗址文化层的清理、搬运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考古技工会实时关注着土层的变化，邻近文化层时，便会让工人停下，拿起手铲、刷子慢慢地清理……
邵晶告诉记者：“考古就是个细致活儿，绝容不得半点马虎。就是这座石头垒砌的马面，估计得3天时间才能清理完成。”
石峁遗址亟需保护
记者采访期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孙周勇也从西安赶到石峁遗址，与神木县文体局副局长杜巨才、文管办主任屈凤鸣就石峁遗址的保护和遗址保护路线的可行性进行商议。
“看这块墙体上，即使在冬季采用了草苫覆盖，但因为陕北冬季酷寒，回春之后墙体解冻，加之风沙较大，又有雨水侵蚀，原本保存完好的草拌泥已经开始剥落。”孙周勇指着外城东门遗址北墩台的一处墙体说道。为了实现石峁遗址更好的保护，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建议神木县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石峁遗址保护的相关保护规划，在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批后，将遗址保护工程交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尽快开始修建。
“曾有人告诉我，身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考古工作做得再好也只是你的本职，但你将文物发掘出来却没保护好，那便是你失职。为了实现石峁遗址更好地保护，我们曾专程赶赴浙江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和内蒙古元上都遗址进行考察，经验虽不能照搬，但对我们有借鉴意义。我希望用我的能力，积极配合神木县政府，切实做好石峁遗址的保护工作。”邵晶说道。
在考察了石峁遗址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现有道路后，孙周勇告诉记者：“石峁遗址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遗址内部禁止任何形式的建筑修建、道路施工。因此在日后石峁遗址的旅游开发规划中，我们要尽量避免对文物新的破坏，可以沿用原有道路，展览馆和文保部门办公室也应该建在遗址外围，争取不要对遗址景观造成影响。”
村民保护意识提高
记者还在石峁遗址文管所见到了前来咨询石峁遗址保护区域的雷家墕村民白志强。
48岁的白志强，不久前还居住在祖辈所建的石窑洞内。但经年累月的雨水冲刷，已经使得窑顶坍塌，每到雨季更是透水严重。“兄弟一家已经搬了出去，房子空了下来，我们才搬了过去。现在儿子都已经20多岁了，就是因为家里没有新房，有姑娘到家里一瞧，转身就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只得想办法修窑，但因为村子位于石峁遗址的保护范围，现在就要向文管部门咨询一下能否修建。”
在此之前，神木县政府已经加大了对石峁遗址的保护宣传力度，并出台了相关保护规定。当石峁遗址文管所所长刘小明将规定内容详细讲解一番后，白志强无奈地笑着对记者说道：“现在我们都知道石峁遗址是国家的保护单位，既然政府有规定，我们肯定只能遵守。再说，日后石峁遗址发展好了，我们周边的村民肯定会从中受益，这些道理我们都能想明白。”
而在6年之前，石峁村支书王邦忠为了解决村民出行难、运输难的问题，带领村民将村中原有的道路拓宽，结果却对石峁遗址造成了小范围的破坏。“原来村中就是一条只能容架子车通过的小路，化肥运不进来，庄稼卖不出去，真的是太难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为村民们着想，却因为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差点因此被拘留、罚款，现在这种情况，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修啊。”王邦忠说道。
或许是雨后不久，在石峁外城东门遗址的保护现场，记者还看到了不少被女游客高跟鞋踩出的深坑。对于这种现象，刘小明显得颇为痛心：“按照规定来说，游客前来参观是需要向考古队和文管所申请的。石峁遗址作为咱们陕北的骄傲，我们欢迎大家前来参观，但大家首先要有一个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物的意识。只有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我们才能做到对石峁遗址最好的保护。”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成为了2012年考古学界热议的最大焦点。全国各地的文保专家，更是对石峁遗址给予了无与伦比的赞赏。
石峁大家谈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
2012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年代从旧石器时代跨越到明清时期，涵盖了从中原到边疆的广大地区，这其中，有石器时代遗址5座，有汉墓、窑址，有佛寺、衙署遗址……但为何是石峁遗址独享了“最具代表性”的美誉？因为它是已发现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因为那座城门令人震撼，因为这里的玉器闻名全球，因为它将改变无数的中国历史。
我看后感到十分震撼！这个遗址的价值，不一定我们今天就能全部认识。考古不是三年五年就可结束，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
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如何修建起来的？这里的居民属于蒙古人种还是欧罗巴人种？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拥有怎样的文明？玉器在石峁为何如此多见，又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石峁的地下，还有哪些令人震惊的未解之谜？这一切，或许正如张先生说的那样，石峁遗址的“好戏在后头”！
传统意义上认为当时是以中原为中心，但神木石峁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北方的地位和意义，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多个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
自古以来的说法中，华夏（黄帝、炎帝）部族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端，它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神州大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曾有过激烈的抗争，最终却无法摆脱强大的向心力，被华夏文明同化、融合。而石峁遗址，却像一位来自远古的老者，终有一日，它会将自己满腹的故事向世人讲诉。
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同时也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背景，为进一步了解早期的中国玉文明格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孙周勇
如此多的石峁玉礼器，都是由巫占用于事神的灵器，它们有力地表明了当时社会等级的存在和权利的相对集中；而曾在石峁遗址生活的人群，可能在从部落走向国家形态的过程中行使着类似酋邦的政治职能。石峁的玉器，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还能告诉我们更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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