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高兴地通知曹南燕，自己家被盗了。后者为他的反应大惑不解。他这才解释，被他视若珍宝的相机没丢，反转片没丢，文保材料没丢——从保护古建筑那天起，他就不停拍摄，积累了包括北京老城楼、1950年代前门风貌在内的大量珍贵照片。
他狭小的家中，到处是直达屋顶的书籍和材料，沙发也被堆满，无法入坐。有访客前来，罗哲文就会做一个鬼脸，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常送人自己的新书，客人不好意思索字，他就主动撕去包装，把字写好。合影时，他还会说一些小笑话调节气氛。客人的感觉是：罗哲文性格幽默，没有架子。
“其实，他的内心应该很痛苦。”穆森分析，罗哲文这样的老专家，从事文物保护研究超过七十年，把自己视为中国文保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整天愁眉苦脸，听到拆的消息就表示无奈，他会怕很多人失望。
“他永远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让大家能怀抱着一个希望。”他说。
但有的时候，温和的罗哲文也忍不住发火。阮仪三记得，1980年代初，苏州准备拆掉城墙，罗哲文对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等到苏州开始造假城墙时，罗哲文又大力抨击。但假城墙还是建了。
广东和福建都分布着大量土楼，土楼申遗时，两省都希望自己成功，对手失败。罗哲文于是严厉指出：“土楼是中国的土楼，有土楼的地方都应该评上。”不过最后，只有福建土楼申遗成功。
罗哲文常说，文物保护，亡羊补牢永远不晚。“他的眼睛永远看着未来，总觉得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自己保护好我们的文物。而且他不断地把这个信念传递给他人。”穆森说。
晚年争议：“维修性拆除”是误导
2012年1月27日，梁林故居被拆。有记者采访罗哲文后，写他支持“维修性拆除”，罗哲文因此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风波。网友纷纷谩骂，有文保界人士也怀疑高龄的罗哲文糊涂了。
看到新闻，穆森的本能反应是：有人在利用罗哲文。他第一时间把新闻告诉了谢辰生。谢辰生惊讶地表示难以置信，随即与罗哲文取得了联系。罗哲文就此否认。“每天接的电话太多，是不是有人问，我‘嗯’一声，稿子没给我看就发出去了？”
随后，穆森以罗哲文的名义辟谣。当时罗哲文身体状况急速恶化，频繁往返医院，已经没有精力顾及这些了。
终其一生，罗哲文也曾引发一些非议。最大的非议，或许来自被称为“保皇派”的他不与政府唱反调。他赞同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斌就中国文保工作总结的方针：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这使一些专家不满。
“我们说政府是破坏的最大动力，但如果不拆，它也是最大的决策者。”穆森支持罗哲文。“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干文物保护，必须高举政府主导的大旗。如果你确确实实保护住了，哪怕有些问题没有被问责，我认为这也是成功。”
“他是在跟着社会时代走，尊重社会现实。”张安蒙说。从事了二十多年古村落保护工作的她发现，不同于一些只谈保护不谈开发的文保专家，罗哲文早就开始关注如何在开发中保护古村落。
“他内心想要保护。但如果今天说要‘绝对保护’，没有人听，你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够,效果更差。”张安蒙说。
实际上，手把手教会罗哲文测绘的梁思成，也有此种想法。“梁陈方案”后来被误读为“一切都不动”，罗哲文称这并非梁思成原意。
“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说城墙并不是一点都不能动，妨碍交通的地方、需要开口的地方也可以开口。他也设想过城墙花园……他保护古建筑，还有一个特点是主张古建筑要为民所用。这个思想是很超前的。”他曾表示。
但当前的问题在于，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房地产摧枯拉朽式的开发、地方官员对GDP的渴求及审美能力低下等因素，在开发的同时被成功保护的中国古城、古村，寥若晨星。这使得更多专家倾向于抵制开发。
开会时，罗哲文也经常与其他专家意见不一。比如，在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问题上，阮仪三主张限制，他则主张降低门槛，增加数量，“多保护一个总比不保护好”。
2012年初的一次会议上，阮仪三等人想对一些保护不力的城市亮红牌，将其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除名，与罗哲文发生争论。后者不同意的理由是：一旦被开除，很多城市破罐子破摔，损失更大。
“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到现在为止，他的意见可能还是对的。”阮仪三说。
时间推移至2012年5月，罗哲文病情渐重。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又听到了一条坏消息。
5月4日，媒体曝光，在为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关闭近两年的司马台长城景区，长城脚下已成为一片繁忙的建筑工地。
病榻前，丹青将这件事告诉了已经无法言语的罗哲文。这位为司马台长城亲笔题过词的老人，只能紧紧地握一下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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