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古民居保护“三难”有多难？

    日前，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李先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梁林故居、蒋介石重庆行营等历史建筑以拆迁保护名义被拆，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及企业存在重视政绩及现实利益的功利思想，对传统文化价值缺乏认识。同时，社会缺少相应监督、惩罚机制，舆论监督也显薄弱，致使这种片面追求现代化的歪风邪气一直存在，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加以警惕与抵制。

    李先逵先生是建筑学方面的专家。他的观点，其实提出了目前中国古民居保护方面存在的“三难”。一“难”，是个别地方政府或部门急于求成的政绩观与现实利益的功利思想;二“难”，是社会缺少相应的监督及惩罚机制;三“难”是整个社会舆论监督作用薄弱。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三难”存在，“被拆迁”似已成悬在中国古民居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相关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建筑已达世界总量的40%，位居各国之首。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古镇、古村落遍布大小城乡。近年，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一边是轰轰作响的推土机，一边是处境岌岌可危的古民居。古民居惨遭强拆的事例，屡见不鲜。即便是国家文保单位的名人故居，一样难逃被拆的命运。

    “大拆大建”可谓当前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一大“特色”。这让本来就得不到很好保护的古民居，处境越发艰难。但令笔者不解的是，面对古民居保护的“三难”，好像只有某些部门及专家学者在呼吁，古民居保护，好像成了某些部门及专家学者的“独角戏”。

    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听说，北京西城区康有为故居被一片瓦砾包围，院内垃圾成山，故居危在旦夕，几成危房。委员们放弃开会，急赴现场，采取紧急巡查保护措施，以防被“保护性拆除”。

    然而，对照“两会”代表对中国古民居的倍加呵护，我们的社会回应，不仅茫然，而且麻木不仁。康先生故居称“七树堂”，曾题有匾额。眼下，匾额早已不知去向，古树也枯死10年，至今无人问津。

    面对故居衰败景象，故居周围几位“老北京”，仍急切盼望拆迁。他们说：“谁不喜欢住新房，干净、整洁，敞亮、体面，还能得一笔可观的拆迁费。”按说，老百姓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但显然，古民居保护与关注民生，改善老百姓的住房条件，成了以上“三难”背后的真“两难”。笔者认为，解决此“两难”，倒真是拆迁中的“烫手山药”。那么，我们在质疑地方政府片面政绩观、开发商现实利益功利思想同时，考虑不考虑“百姓呼声”?恐怕，这才是古民居保护化解“三难”背后的根本原因。

    当然，笔者并不想为某些领导、开发商在古民居保护方面负有的责任开脱。但试想，捧着“烫手山药”，面对资金，工程进度以及“修旧如旧”的高成本，技术攻关等一堆难题，这事搁谁，是不是也要“嘬牙花子”(犯难)。

    如此说来，化解“三难”，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思想上呼吁全社会重视提升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更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化解其中遇到的很多实际矛盾和问题，如“三难”背后的“两难”。让这一“烫手山药”变成“民心工程”，这才是推进中国古民居保护的科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思路。

    在笔者看来，只有这样，中国古民居保护才会改变目前总是一个部门或专家学者们的“独角戏”，而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目前，那些持续上演的“拆旧建新”、“毁真造假”的现象，也才会真正得到有效遏制。

    近闻，化解古民居保护的“三难”背后的“两难”，不少地方似已有良策。如浙江宁波慈城市政府在古民居保护方面，长期有保护性投入。政府部门注重以人为本，修复后的古建筑，仍以民居为主，古城体现了“人在景中，景在人中”的独特魅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为该市颁发了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素有徽文化“活化石”美誉的“徽派建筑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利用和传承技术研究示范”项目，日前也正式列入国家科技“十二五”计划。这些信息，是否也向社会传达一个信号：中国古民居保护正在成为我们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众多专家忧虑的“三难”，看来化解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