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文物”再现江湖。北京市文物局将投入巨资重建6处北京城标志性历史建筑，且每年要增加10亿元用于文物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猛一看，这还真是好事。不过，再看新闻，就奇怪了：为何不该拆的“真文物”被不明不白地拆掉了，而又要花巨资在故地新建“伪文物”？在故地重建新文物，说是保护原来的韵味，倒不如说，这其实反映的是文物保护中的重建还是保护的争执，而背后却藏有许多猫腻。

    向来，文物保护最重要的原则是重在保护，这就像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所说的那样“文物拆掉了就是拆掉了，是永远恢复不了的。”而北京文物局的做法是重建，是因为原来的建筑实在是无法承载它的使命了呢？还是重建比保护更容易一些，这很显然是一本经济账，但算经济账的同时，也不免让人疑虑，这背后所涉及的是否有商业利益之争。从全国范围对文物的拆除或重建看，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是商业利益，这就像成都把宽窄巷子的老建筑拆除了，原地重建之后，成为了时尚地标，但在老成都人的记忆里，当年的宽窄巷子才是最为正宗的，有成都味道。

    北京文物局拟按照原来的建筑形制在北京外城西南角楼、永定门箭楼及瓮城等6个地点新建标志性建筑，恢复北京原有的“凸”字形城郭。通俗一点地说，就是恢复老北京城的城门和城墙，那可是最显著的标志。它们曾经因为历史因素被拆除了，“基于规划的要求，相关部门决定实施此次历史文化名城标志性景观的恢复。”这看上去很“合理”。

    不过，北京的这种重建做法是不属于文物保护和恢复工程范围的，至于这种拆除后再重建，是不是能恢复老北京人对城门和城墙的记忆？在有的学者看来，也的确有历史意义：500年后，后人也会把现在的北京城当作文物，并会加以说明——重建标志性建筑为“仿明建造”。这如同史上很多仿前朝瓷器一样，工艺再好，也只是个“仿”。但这话说得很扯淡，仿古建筑能替代原建筑吗？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昏话，这只不过是把“重建”解释得合理一些吧。值得警惕的正是这样的观念，把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了，再重建一个，即便是在故地重建，可这也不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了。道理很简单，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正在于它的历史和记录功能。

    文物保护之所以会落到这样尴尬的境地，这跟地方政府和学者的主导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文物是可以拆除，甚至于重建的，尽管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却大行其道，合理的解释就是通过这样的“折腾”，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的。而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教堂、古建筑就很多，那是因为不允许随便动的，钉一个钉子都要申报、要审批。因此，教堂、古建筑、美术馆才能够保存得那么完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去看、去欣赏、去赞美，包括文艺复兴前后，十一世纪的都有。对文物的保护态度是不遗余力，每个居民都有发言权。

    这并不是他们并不看重经济效益，而是深知这些历史遗产的价值所在，毁坏不得，而这或许是我们的文物保护所应有的态度。北京文物局对文物重建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作为重建之后的“伪文物”是否像有的专家想象的那样具有价值，这也还是一个疑问。毕竟，与现有文物保护相比，文物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低一些。事实上，这也不是反对做一些标志性建筑的重建，但就文物工作而言，到底保护永远处于第一位。

    2011年底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当中，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536001处，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在经济利益的背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这些文物也会随时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历史文物的拆除或重建不是政府说了算，我们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和法制。而这就像专家所说的那样：这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凝聚着我们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而“伪文物”作为替代品，代替不了真文物所提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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