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乾三代（1662—1795）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的一个繁荣盛世，号称“康乾盛世”，同时也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后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短短的一百三十多年之间，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出一批又一批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这不单与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同时也得益于三位皇帝的亲自推动和鼓励，再加上几位督陶官的充满创意和热诚的贡献，使御窑厂不但全面恢复了明代鼎盛时期的烧造规模，更进一步推陈出新，创烧了大量新品种和大胆应用了各种中西结合的装饰手法，形成了清瓷瑰丽奇肆的风格。
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二“国朝御窑厂恭纪”载，清代御窑厂建立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由朝廷委派饶州府几名守道“督造龙缸，栏板”，均不成功，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由巡抚张朝璘疏请停止。到了康熙十年（1672年），康熙帝玄烨曾为其父顺治帝陵墓定烧了一部分祭器，除此之外，官方文献中并无其它重要烧造的记录。康熙十三年（1675年），因吴三桂等煸起三藩之乱，致使窑事受到严重破坏，到了十六年（1678年）才恢复了部分民窑生产。大规模的官窑器生产则是到了康熙十九年以后才正式开始的。光绪《江西通志》陶政卷载：是次由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等驻厂督烧的“大造”，由康熙二十年始直至二十七年止，烧制出开国以来最大批最精美的御用瓷，即所谓的“臧窑器”。《景德镇陶录》载：“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康熙朝另一位著名的督陶官是于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间在任的江西巡抚郎廷极。他监制的官窑器即所谓的“郎窑器”。除著名的“郎窑红”器外，还有水平极高的仿明宣德青花器和仿明成化脱胎白釉器。除上述两位督陶官外，另一位对康熙御窑厂的生产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是刘源。据宋伯胤先生在《从刘源到唐英》（南京博物院《清瓷粹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中的考证，刘源其实是在康熙中已官至刑部主事，并供奉内廷，随侍在皇帝左右，故可能有机会饱览内府珍藏的历代器物珍玩，所以见闻甚广，精于鉴赏，并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是一名宫廷画家和诗人，传世作品在故宫和南京博物院均有收藏。而当景德镇的御窑厂一开，“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清史稿》卷五０五）笔者最近看过一件精美异常的康熙款斗彩松鹤延年纹大盘，其细致高超的写实性技法，浓郁的宫廷画风格，优美典雅的构图可媲美成化斗彩的敷色技巧，实在非当时一般窑师所能出者，后经刘新园先生之考证，推断其设计粉本就是刘源所作。这件大盘十分罕有，未见有其它传世品的记录。在1989年秋季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曾以高价拍出一对极为精致罕见的康熙款斗彩贺知章醉酒图小杯，人物、景物均栩栩如生，敷色明快细致，淡雅宜人，比之成化斗彩亦毫不逊色，应也出于刘源之手，笔者至今仍印象犹新。相对于大部分官窑器上图案式的构图设计，这种纯粹以瓷面作为绢面来描绘高度写实性题材的作法，反映出刘源出众的才华和优雅的品味，也是康熙彩瓷的另一大特色。
继康熙御窑厂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雍正四年（1726年）奉任督陶官的年希尧，也监烧出一批美器，世称“年窑”。《景德镇陶录》卷五曰：“雍正年年窑，厂器也。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尧管镇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而真正把清瓷造瓷艺术推上顶峰的则是雍正六年（1728年）往御窑厂上任的陶务官唐英。他虽以四十七之龄赴任，仍能在任内二十八年中将御窑厂的生产推上了陶瓷艺术的顶峰。在厂的二十八年内，他凭着尽忠朝廷，鞠躬尽瘁的精神，事事亲历亲为，苦心戮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终于掌握了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创造出大量的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
景德镇御厂在清三代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繁荣安定，国力雄盛的社会状况是天时；景德镇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丰富优质的高岭土资源，便利的水路运输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窑师技工是地利；而人和就是得到了朝廷的关注和重视，除了几位督陶官的出类拔萃的贡献外，最重要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对瓷器的浓厚兴趣和爱好，甚至亲自干预瓷器之设计与生产。在《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就有大量的资料详细地记载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如何亲自过问，甚至下旨设计和修改瓷器式样、釉色和花纹之事。如此一来，御窑厂自然能够不惜工本，不惜代价，集合最好的材料与窑师来为皇上烧制出最好的瓷器。所以三代的官窑器也在某一程度上直接反映出三位皇帝各自独特的性格和喜好爱恶，这也是三代官窑器的另一大特点。
清三代御窑厂烧制的官窑器，或曰厂器，是专供皇宫内府使用的御用瓷，除了由皇帝赏赐之外，即使是王公重臣，也不能直接从御窑厂中得到。这些珍贵的皇室艺术品，由于它们出类拔萃的优秀品质，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和传世稀少的数量，历来受到世界各地收藏家们的喜爱和珍视，证明了这些瓷器恒久的艺术魅力和收藏价值，它们不但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生活情操和意趣，同时体现了中国古代窑师们杰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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