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营造学社唤起记忆与思考

    记忆，不仅对社会，对学术发展及文化传承，也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05年11月，在罗哲文先生的指引下，我们考察了在抗战时孕育中华学于、培育华夏学术的千年古镇四川李庄，曾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被李庄所感动》的文字。因为研究四川李庄的缘故，让我走近了中国营造学社，因为研究中国营造学社李庄建筑贡献史的需要，我又走进了已有70年历史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岁月如梭，令人感触良多，但我以为最不该忘却并传承的是建筑文化长河中的精神血脉，因为只有这些才能不断地为今日城市及其建筑注入无比丰富而细腻的文化内涵。那么，什么是2006年最重要的中国建筑记忆呢?我以为至少有两件，但核心应围绕中国营造学社来展开。即：

    记忆一：2006年是中国营造学社终结或称中国营造学社停止工作(也即清华大学建筑系诞生)60周年；记忆二：2006年是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年。

    迄今中国营造学社的见证人、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已引领的中国李庄可不一般，这里之所以用“中国李庄”的字眼，并非仅仅是因为它位于长江的起点处，不仅有“万里长江第一镇”的美誉，更在于它有一段湮没的历史：它将遥远的历史真实通过一个村庄作了文化薪传；它不仅养育了一代中国文化精英，并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传记：在它1940年至1946年长达六载的时光中，面对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艰难岁月，慨然相邀、热情相助数以万计的中外学者，以一方的宁静，保存并发展了民族的文化。在那个时候，一个小小的“李庄”竟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四大西南文化中心，因为它将无数巨大的问题已融入了这不凡的村庄。尽管梁思成、林徽因在许多著述中讲述过李庄城的贡献与地位，但不可不说自1949年后它的文化与斯文却由于众多原因而淡化或隐去。在2005年5月出版的“走进李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发现李庄》评介专辑中，可读到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可呈现出一个个伟大故事背后所留下的永恒创痛。在对李庄紧张的造访中，叩访钩沉的远远不止是遗迹与旧址，更有那土地屋宇和江山之间的感人至深的沧桑，因为中国李庄学人在非常年代中创造出了非凡的建筑学术及文化奇迹。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有个怪现象：大凡有极大贡献的较复杂背景的历史人物，由于诸多原因被学术界置之高阁，以致悬而不论，致使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学术思想贡献不能予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中国营造学社的开创者朱启钤正是如此：由于他历任晚清、北洋、民国三朝政府的官僚要员，很长时间学术界将朱启钤的建筑贡献也置之度外，从而失去了客观评价与应有的慎重。崔勇博士《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及杨永生编审的“朱启钤与中国古建研究”一文都从多侧面对朱启铃予以肯定。历史地看，如果朱启钤组建中国营造学社源自素尚实学的求实精神及弘扬“国学”的爱国之心是其动因，那么，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贡献就表现在：(1)缜密的学术研究组织路线。他认为“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他与梁思成、刘敦帧构成可贵的三足鼎立的稳健的学术研究机构，开辟了中国近代学术史长廊上的叹为观止的学术景观；(2)富于严谨的学术研究指导思想。如朱启钤认为要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非明了《营造法式》的用法、做法不可，为此他组织营造学社的同仁以《营造法式》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入门，同时编撰古建筑名词术语；考证历代算例与营造则例、汇集中国古代历史上被人们忽视的哲匠录等；(3)他有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文化视野。朱启铃认为，虽学社应称“中国建筑学社”，但限于建筑文化视野的远大，才称作“中国营造学社”，其意义在于不局限于建筑本身，要“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1930年2月17日，因中外人士纷纷索取中国营造学社研究成果，他决定发行不定期学术研究汇刊，即《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使其对中国建筑的整体性观照及悉心研究得以留存。尽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保障、成员离散等原因，中国营造学社走向解体。但时光已过六十载，现如今考察其伟大精神仍较为明显地体现着。学术史研究，除具有史学一般具有的满足人对过去的好奇心的意义之外，主要是通过勾勒出学科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揭示杰出学者的卓越贡献之目的。由此去认识中国营造学社影响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颇具意义，不仅培养并造就了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罗哲文的建筑学术研究及发展，而且使中国传统建筑之科学艺术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传播，这对今日反思传统与回应西学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作为中国建筑学人之所以携《建筑创作》传媒首先踏入李庄，在于钦佩它发扬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学人精神：青灯黄卷苦读，热血挚情坚忍。作为千年古镇，李庄的众多庙宇、祠堂及精湛的民居，为1930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九宫十八庙”的遗存，以慧光寺、玉佛寺、东岳庙、羊街、席子卷等为代表的明清古建群，确构成了李庄的商贾文化，使它本身就成为一块厚重的建筑文化瑰宝。梁思成、林徽因于1944年先后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及英文《中国建筑史图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期中，都对宜宾汉代崖墓、北宋旧洲塔、李庄旋螺殿等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建筑史》一书有李庄板栗坳的图片，有梁思成极为赞赏的“其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旋螺殿的测绘图，它与李庄魁星阁、九龙石刻、百鹤窗并列为李庄建筑“四绝”。现今虽魁星阁在“文革”中已被拆除，可梁思成当年对它的评价仍在：“它是从上海至宜宾沿长江二干多公里江岸边上，建造得最好亭阁。”然而，当步入梁林旧居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李庄旧址，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为之感动：李庄没有照明及一切电气化的东西，没有现如今的娱乐与交际，没有充盈的食物及药品，但它唯一拥有的是中国学者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做出博大学问的建筑史实。正如上世纪90年代初罗哲文所言“几回清梦到李庄，江水滔滔万里长。五十余年今又是，激情旧景旧时光”。迄今的梁林旧居虽表面已被保护，但十分的破败，简陋的照明，梁思成的书房地板几乎塌陷；中国营造学社的现状更惨，不少旧房住满了居民，更差的房子竟成了鸡舍，唯一可辨识的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标牌。面对大师的旧居及中国建筑学摇篮之现状，联想到不仅是雾中的历史印痕及山坳中坚守的学者精神，更唤起一种要为中国营造学社重光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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