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建筑与“人”的建筑

    建筑由于其不可移动又不易腐朽性，成为历史留下的人类辉煌业绩的见证。当你站在宏伟的金字塔下，仰望它高高的塔顶，走近巍巍的帕台农神庙，观赏她那巨石构筑的梁柱，或是登上北京的景山，纵览故宫的金碧辉煌，无不惊叹古人的惊人意志和高超智慧。

    笔者经常涉猎中外建筑，尤其是古建筑，渐渐地发现：这些古代建筑的功能属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神”而建造的，即神殿、教堂、寺庙等宗教性建筑；一类则是为“人”，准确地说是为人的最高统治者而建造的，如宫殿、园林、陵寝等世俗性建筑。

    神的建筑：信仰的敬畏

    神的建筑，如上文提及的帕台农神庙，其东西两面各17根、南北各8根巨大的多利亚立柱，底座直径2米，高19米，全是巨石构建，在近2500年前的古代，全凭人工操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她看上去如此宏伟、庄重而匀称，是运用了几何学“视觉矫正”原理的结果。而其周围檐壁160米长的爱奥尼亚风格的装饰带，500人物的雕刻面貌各异，栩栩如生。周围墙壁上92块方形间板浮雕，表现的是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殊死搏斗。殿内前厅耸立着一尊12米高的雅典娜女神雕像，系黄金与象牙镶嵌而成，工艺非凡。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及其完美性，使这座建筑成为欧洲石构建筑的典范。

    欧洲人的创新意识是相当活跃的，他们并不把某一种成功的典范性风格作为永恒不变的美学法则，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更新换代。古罗马时期，虽然人们也强调学希腊，但绝不是表面的继承，而是进行了重要的改造。同样是帕台农神庙，如现在仍完好地耸立在罗马的那座，就与希腊的大异其趣：她不再是平顶、立柱、长方形，而是圆形、天窗式穹顶。罗曼时期（10-12世纪）则采用了券拱技术和尖顶风格，它的代表作就是已成为世界遗产的比萨大教堂以及德国西南的施帕耶大教堂。中世纪末期的哥特时期（12-14世纪）更产生了一系列教堂建筑的杰作，它们以高度的肋拱技术和峭拔的尖顶风格著称，如以建造时间之长创下纪录（断续600年）的两座教堂即德国科隆大教堂和布拉格圣维塔大教堂，以及法国巴黎圣母院（用了182年）、英国西敏寺（用了272年）和意大利米兰大教堂（断续共511年）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们摒弃了哥特建筑那象征宗教统治的高耸峭拔的特征和拉丁长方形造型原则，形成了以正方形为平面造型的格局，并以谐调、对称、庄重为审美法则，留下了诸如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佛罗伦萨主教堂等不朽杰作。但文艺复兴的建筑规范被17、18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者尊为永恒不变的美学定律，于是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南欧和中欧地区兴起了一股反叛性很强的巴洛克美学思潮与之相抗衡，产生了一批不同凡响的宗教和世俗建筑，前者的最有名代表作当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椭圆形广场，其他如奥地利多瑙河畔的迈尔克修道院、维也纳的卡尔大教堂、布拉格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等都是巴洛克的重要遗产。

    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因时间较短，在教堂建筑方面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然而现代主义运动兴起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思潮翻滚、流派迭出，但西方人对于神的建筑的虔诚仍留有遗风。最典型的例子恰恰出现在最早也最前卫的建筑师那里，即西班牙的高迪。他的惊世骇俗的建筑代表作“米拉公寓”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他设计的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1883年就已动工兴建了，迄今仍然没有离开脚手架。

    “人”的建筑：壮丽以重威

    欧洲的帝王们无疑也追求穷奢极侈，为此也盖了无数的离宫别苑，不过它们的顶级建筑比起上述宗教建筑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即使是欧洲最豪华的凡尔赛宫及其宏大的花园，就其工程的艰巨性与艺术性而言，也难与上述宗教建筑媲美。至于欧洲王公贵族们的冥府，与他们的宫殿相比，更是不足挂齿了。笔者去过德国魏玛的“公侯墓”：一大间约六七十平方米的地下室里，拥挤地放置着六七个当地大公及其家族主要成员的棺材，另一旁还附带放置着一对歌德、席勒的灵柩。仅此而已。

    相比之下，封建制度下旧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享受水平就要让欧洲的帝王们望尘莫及了。他们自命“天子”，拥有全国的一切，可以动用全国的财产，随心所欲地建造最宏伟的宫殿，最浩大的园林，还有能见证他们“不朽”的最壮观的陵寝。我们从明清的故宫可以想象秦代的阿房宫、汉代的建章宫、唐代的大明宫等等的宏大与辉煌；我们从颐和园、特别是被毁的圆明园可以想象历代皇家园林的气派与奢华；我们还可以从秦代始皇陵、汉代茂陵、唐代乾陵、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窥见地下无数帝王阴宅的惊人规模。仅以体形最大的始皇陵和工程最讲究的乾陵为例：前者建造时用工人数最多达到70万；后者所藏珍宝即达500吨，而工程之浩大和坚固，使得最大的盗墓者黄巢派去的40万大军，铲平半座梁山（墓址所在地）亦无功而返，只留下40米深的“黄巢坑”。一个中国皇帝所拥有的地上、地下这三类建筑相加，比起上述西方任何神的建筑，仅就建筑的耗费来说，相信有过之而无不及；比起西方的皇家或王家建筑，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再看国内的宗教建筑包括寺庙、道观、祭坛等，在帝王的建筑面前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至于另一类“人”的建筑即广大子民的居所与之相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教堂名义上是为神而建的，但实际上主要还是供老百姓使用的，因为西方的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教徒。而古代中国帝王们追求宏大建筑，除了满足自己的享受欲外，还有一个目的，即威慑老百姓。汉高祖的心腹萧何在奉命建造未央宫时说的一句话非常典型，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皇家建筑与平民建筑反差如此之大的根本原因，则古代中国百姓的悲惨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笔者的另一个发现是，那些以神的建筑为最高追求的国度后来很多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兴盛繁荣了：英、法、意、西、德等莫不如此。而以“人”的建筑为最高追求的国度后来却大都衰落了：除了“天子”统治的古代中国外，还有建了非凡金字塔墓葬的埃及，建了“空中花园”奇观的古巴比伦，建了精美绝伦的泰姬陵的印度。这是合乎事物发展逻辑的：“天子”们统辖的是“家天下”，他们挥霍国家财富就像使用“家”里的钱财那样自由，为此他们不仅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甚至不顾国家的安危。不妨以离我们较近的那段历史即满清晚年为例。经五代皇帝殚精竭虑营造150余年的圆明园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烧后，为迎接慈禧太后40岁生日，同治皇帝和这位太上皇不顾国库空虚，处心积虑要把它修复，哪怕“择要”修复其中的一部分。但仅这一部分，就需白银4000多万两，而皇帝号召廷臣们募捐仅募得30万两。难怪一拨一拨的大臣们挺而含泪力劝，皆被他一一斥退并查办，最后一拨甚至全被革职。最后，随着同治皇帝的驾崩，3000间在建房屋半途而废，已花的400多万两银子付之东流。然而，慈禧太后并未就此罢休。后来为庆祝她的花甲大寿，她竟不顾濒危的国防，悍然动用海军军费建造颐和园。而这时，无论她的王朝还是国家，都已是危在旦夕了。

    以上从建筑这一角度联系世界历史上两类国家的反向发展结果，并不是说，建筑是其兴衰荣辱的唯一原因，甚至也未必是主要原因。笔者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意在指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在享受欲和至尊欲的驱动下而大兴土木，对于国家和百姓都不是好事情。联系前些年我国某些地方刮起的政府大厦风：地方政府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一味追求宏伟庄严、五星级装修，还得加上一个偌大的花园，有的甚至还要占据城市“制高点”，不禁令人深思。请问上述建筑的业主们：你们在继承一种什么传统？（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