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望城石渚湖挖掘区出土文物上万件身世溯及东汉

    计划于今年10月开馆的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新馆日前连收两份大礼——望城区有意收购印尼海域“黑石号”沉船文物，数量虽不多但件件是精品;石渚湖挖掘区惊喜连连，出土文物及碎片数量惊人，达上万件，且其中不乏画有花鸟人物的精品，更有东汉至隋代遗物，令唐代长沙窑寻得老祖宗。记者昨日走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国的工作间，一探这些新鲜出土的宝贝。

    不少文物类似“黑石号”文物

    石渚湖挖掘区位于望城区铜官街道办事处，毗邻湘江。昨日记者前往时恰逢烟雨蒙蒙的天气，看不真切。在张兴国等考古研究者看来，长沙窑也有太多迷雾。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但本着考古学界“抢救性发掘为主”的原则，其实主动性发掘并不多，因此仍有太多领域有待探查。

    石渚湖现今已成陆，历史上倒真是个湖，至今因地势低洼仍有大堤保护。再往前石渚湖又是什么模样呢？从文献记载可知，这是个年头悠久的老地名。唐代湘籍诗人李群玉《石渚》一诗写道：“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首诗记载了唐代长沙窑烧制瓷器的盛况，也是传世文献中为数不多的对长沙窑的正面记载。

    考古工作者从去年起为配合基建在石渚湖进行了发掘，收获颇丰，首先是与“黑石号”沉船文物相印证。众所周知，“黑石号”文物数量惊人，其中长沙窑瓷器又独占鳌头，达56000余件。如何证明它们是来自长沙窑呢？有一个碗上就刻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的文字，其中便提到了石渚。而此次在石渚湖的发掘中，不少出土文物与“黑石号”上的相似，都是为了出口到西亚地区而进行的形制改变。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长沙窑是唐代瓷器一大外销主力的论点。

    花鸟人物展现唐代湖湘风貌

    长沙窑虽然在古代史籍上并无太多记载，但现在做历史研究的却不得不提，因为它太特别了。其中一大特别之处便是在瓷器上作诗作画，充满了诗情画意，但又不同于文人雅士的审美观念，而是极具市井气息，仿佛可见千年前的百姓生活面貌。

    此次石渚湖发掘中也少不了此类瓷器。记者步入张兴国的工作间时，桌子上还摆有十来件文物。这些是为了配合早先的评审而专门挑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其中有画的便有五六件。虽然已时隔数个世纪，但记者仍能大体瞧出上面画的是什么——荷花、白鹭、鸳鸯、大雁，皆是湖南地区常见的动植物，反映了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从唐至今，湖湘这片大地上的自然风貌倒是一脉相承，风情不改。

    除了花鸟外，还有人物。这次发掘出的一个画有坐莲童子的碟子极为难得，虽然已有残缺，但贵在画面保存完整。与现在的年画娃娃类似，画上的小家伙也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子，但眼睛只小小的两点，比不得如今人们对浓眉大眼的偏好。

    东汉即已产瓷，明清曾一度复兴

    依照传统看法，长沙窑起于初唐，渐盛于中唐，晚唐为鼎盛时期，衰落于五代十国末期，受到湘阴境内岳州窑的影响。铜官地区在唐代之前有没有制瓷业？长沙窑衰落后，这一地区发展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在石渚湖考古发掘中也找到了解答的线索。

    “长沙窑不是凭空而来的。”张兴国认为，古代湖南被视为蛮荒之地，人烟稀少，但手工业毕竟不同于农业。农业可以依靠外来人口的移民进行垦殖，而手工业没有原有基础，要想平地起高楼难度极大。这里的基础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技术积累、销售市场。从北方南下的窑工，不会平白无故地选择在铜官一带落脚。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即已在不远处的石门矶发现了东汉时期的窑址。此次石渚湖的发掘更是惊人，初步判定，从东汉起，经六朝至隋代，皆有瓷器出土，时间序列完整。

    除唐代之前的遗物外，明清时期的历史遗存也十分丰富，包括本土相对粗糙的青花瓷和可能来自景德镇的精细青花瓷。据地方文献记载，这一地区有一个规模颇大的集市名为“石渚市”，集市街道也被考古工作者找到，从侧面证明了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繁华热闹，可见制瓷业曾一度复兴。

    不过由于历史变迁，石渚湖挖掘区一带地貌变动较大。若想彻底还原长沙窑两千年来的点点滴滴，仅凭这些线索还是不够的。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努力进行出土文物的整理与修复，预计这项工作最快有望在三年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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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石号”沉船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名为“Batu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船只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

    “黑石号”上的文物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瓷器，还包括金银器和铜镜，其中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尤为引人注目。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