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军事汉简待完全破译

    汉简内容为兵书

    卢耀光先生记得，当年，汉简发掘出土之后，在经过保温保湿等专业保护处理后，由格桑本、许新国两人连夜送往国家文物局，希望能得到专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在国家文物局，这件汉简得到了高度重视，不仅由专业的文物专家对它进行了妥善的修复保护外，国家文物局还成立了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对上面的文字进行考释、研究。”

    最终，这件汉简被确定为兵书，抄录的是当时军事人员的必读本，专家们根据木简的内容、字体、木质及上下文义等方面，将木简分为兵法、兵令和军令、目录三部分。主要记载两汉时期兵法，包括军队功爵、等级制度、征战赏赐、兵车配备、弓弩使用以及军队编制、旗帜色彩等。“木简上不仅有汉代兵法的内容，如布阵、战守、进退、部曲、操典，还记载那时已有非常严格的军法，如军令、军符、奖惩、军纪等。全卷最后还有目录，是统括全册的篇题。”卢耀光先生说。

    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件汉简蕴藏的秘密始终没有被完全破译，有关它的考释资料廖廖无几。8月20日，记者在省图书馆查阅到了1986年第5期《青海社会科学》，其中有篇署名白建钢的文章《汉代军法内容新探》，谈及了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汉代木简记载了汉代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种类和惩治办法的内容，称它为今人辨别现今所辑的《汉军法》的真伪、汉代军法的内容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白建钢在文章中说：上孙家寨汉墓木简记载的汉代军人违反职责罪中，条款最多的是危害作战利益罪，通过木简，可以知道危害作战利益罪有违抗命令罪、破坏队列罪、战斗中擅自退却罪、作战畏懦罪、守城失职罪、失利条件下不能坚持战斗罪。此外，还记载了其他文献中从未记载的其他军职罪，如保护首长失职罪、叛逃罪等，其中，叛逃罪是所有的军法中量刑最重的一条。

    汉简主人或为文职军官

    由于这是一部两汉时军人通读的军法典籍，汉简上没有任何能够辨别其主人的标记，那么，这部木简的主人是谁呢？

    卢耀光先生说，在M115中出土的诸多汉代文物中，有两枚印章，其中一方便是见证了匈奴铁骑进河湟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另一方，则是一枚私人印章。正是这方印章，为这件汉简的主人身份确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信息。“我们在离木简不远处的一具骸骨附近，发现了一枚篆有‘马良私印’的印章，与同时发现的少数民族印章‘匈奴印’的驼纽不同，这枚印章为桥纽。”

    在我国，印纽的设计最初以实用为主，先秦时的官印、私印均大量采用鼻纽，用于穿绶带系于腰间，到汉时，鼻纽变大，被称为桥纽，这枚印章呈现出了强烈的汉风。与此前出土的砚台和铁刀等文物相联系，考古人员初步断定这些木简的主人不是军中普通士卒，极有可能是一位文职官员。

    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编著的《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中也有这样的文字：“M115的年代上限在西汉末年，下限为王莽时期。出土的木简标明了墓主人是汉族，并且是这一时期此地的军事首领。”
    汉简内容尚未完全破译

    8月20日，记者在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主任乔虹的引领下，得以目睹这件千年前的珍贵文物。乔虹介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汉简除了有完整无损的4片目前在青海省博物馆珍藏之外，其余的三百多段都收藏在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一个编号为“001701”的盒子里，收藏着几片颜色老旧的暗黄色木简，乔虹主任说，这些木简是当时出土时比较完整的几片。记者看到，它们被装在玻璃夹片中妥善保存，长短不一的汉简，有的长十几厘米的被单独存放在玻璃夹片中，短的则为三五个残片拼装在一个夹片中。

    乔虹主任说：“这些汉代木简是我省目前发掘出土的唯一军事木简，蕴含着丰富的汉代军法军事制度的信息,然而，囿于目前我省尚无对此展开深入研究的实力，对它的考证工作一直停带不前。然而，由于它是青海唯一出土的军事汉简，值得文物考古工作者将它们归类、整理、修复，并对它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考证，破译它蕴藏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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