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的归宿

    一般的非文保单位古建筑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保护，宗教建筑就该按照各自宗教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保护，民居就该按照民居的特点来维护，都有各自的价值，不能以“为城建让步”的借口，来否定一座古建筑的历史意义。

    随着城市的扩张，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古建筑日渐破败甚至被拆毁，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历史遗存的价值，大家在为之感到心痛的同时，也在进行积极反思。

    对于遗存下来的古建筑，在现代化城市的建设中，是该拆除还是该保留？古建筑又该如何才能获得更好地保护？目前国内古建筑保护状况不容乐观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如何才能使古建筑更好地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

    近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就此专访了已退休的清华大学古建筑研究专家屈祖明。

    拆还是留？

    很多古建筑的保护问题其实就是观念和决策的问题，只要和现代化建设发生矛盾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拆除。

    记者：当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古建筑留存发生矛盾时，是否只有拆除这唯一的出路？

    屈祖明：对古建筑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的态度。任何一个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古建筑文化，首先要有尊重的态度，然后是继承和发扬。

    当古建筑与现代化建设发生矛盾的时候，拆除是最坏的一种手段。

    可以说，老北京现在几乎都被拆没了—先拆城墙，后拆城里其他的建筑物，能拆的都拆了。“文革”时期到处挖防空洞，就和地面的建筑发生了矛盾，当时的决策就是地上建筑为地下工程让路，很多古建筑都被拆毁了。

    现在建地铁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地安门到鼓楼，这一中轴线两侧沿线地面上的古建筑都因此荡然无存。所以也可以说，很多古建筑的保护问题其实就是观念和决策的问题，只要和现代化建设发生矛盾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拆除，这种做法非常错误。

    英国和法国，都爆发过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革命结束后古建筑依然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两个国家可以作为世界上尊重本国文化的代表，将古建筑作为文化来保存，这就是榜样。

    记者：如果说妨碍到城市建设的古建筑容易被拆除，像牌楼这样可进行移动的古迹是否就能免于拆毁的下场？移到别处是不是保护的有效方法？

    屈祖明：现在看来，牌楼确实妨碍现代化的交通，所以目前国内对于牌楼的处理方式不是拆除就是挪走改造。北京北海地区的一组金鳌玉蝀牌楼，东西各有一座，中间是北海和中南海分界线的一座桥，为了交通，拆掉了。东四和西四，原来叫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也是因为交通都拆掉了，现在只剩下地名的遗存，实物没有了。拆掉了是可以再建，但是建起来的都是假的。

    挪走要比直接拆除好一些，毕竟东西保留了下来。但挪走的东西，不在原来的位置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了。例如中山公园中现在有一个郭沫若写的“保卫和平”牌楼，原址是在东单，最初是义和团时期所立，写的是“公理战胜”，后来因为妨碍东单的交通，就挪到中山公园了。历史的标志物都不存在了，你怎么用实物给子孙后代讲解历史？

    避免“二次破坏”

    我国对文保单位的认定工作差强人意，很多本身具有很大价值的古建筑并没有成为文保单位。

    记者：对于像兆惠府这样级别较低的文保单位以及一些不够格成为文保单位的古建筑，该如何去保护？

    屈祖明：目前我国对于被列为文保单位的古建筑有诸如《文物保护法》之类的相关法律进行保护，因此相比较非文保单位的古建筑而言，文保单位更能获得较好的保护。

    目前，我国的古建筑保护可以说做得非常不好，像兆惠府这样的文保单位就是例证，更不用说其他的非文保单位了。而且当前我国对文保单位的认定工作也差强人意，很多本身具有很大价值的古建筑并没有成为文保单位。

    南锣鼓巷里有个蒋介石在北京办公所住的行园，现在是一个旅馆，不是文保单位。寿比胡同里有荣禄的旧居，清末很多的国家决策不是慈禧太后决定的，而是首席军机大臣荣禄决定的。如果不把荣禄的旧居保护下来，怎么研究这个人和他在历史上的角色？现在荣禄旧居也是个民居，不是文保单位。

    像蒋介石行园和荣禄旧居这样的地方，被当作普通民居对待，非常可惜，我认为应该成为文保单位。

    一般的非文保单位古建筑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保护，宗教建筑就该按照各自宗教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保护，民居就该按照民居的特点来维护。他们都有各自的价值，不能以“为城建让步”为借口，来否定一座古建筑的历史意义。

    记者：对于像丽江古城、北京后海这样利用古街古镇来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现象，是否合理可行？为古建筑聚集区划定统一的商业功能，是否是正确的开发行为？

    屈祖明：胡同作为古建筑聚集的代表，自元代就有了雏形，到了清代发展到了顶峰。尽管有一些设施很古老，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拆掉了就没有了，应该很好地保护。

    为整片古街规定统一的商业功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就像丽江古城和后海，旅游带来了很好的收益，但这样的开发都是失败的，变成了酒吧一条街，没有了文化底蕴和内涵。现在什刹海这个宗庙集中的地区，全部让位给酒吧，这种旅游规划就是非常不科学的，毁掉了什刹海地区的文化。

    烟袋斜街现在改造成了卖旅游纪念品的商业街，变得有新意是可以，但是不能在毁坏原来街道面貌的前提下重新打鼓另开张。烟袋斜街原来是个文化街，街上的店铺是装裱字画、定做衣服的，装裱、旗袍西服的演变历史，可以说都发生在这条街上，现在把历史的见证物都取消了，后人怎么研究这段历史呢？

    后海曾是元代的一条旧河道，现在变成了一片水域遗迹，只有保存了河道的遗迹才能研究元代时河道开凿的特点。后海两岸街道都是斜的，烟袋斜街和鼓楼西大街也都是斜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与河的走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一点现在没有人关心，大家到这里都是为了买纪念品和逛酒吧。

    现在全国各地都一样，把原来的东西拆掉，按照政府的意愿重新修建，就是为了获得商业价值。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古建筑之间应该好好协调，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协调好。

    记者：国内目前有没有哪座古建筑保存得较为完好并值得借鉴？将古建筑作为旅游景点是否能够有效地避免古建筑被拆毁的下场？

    屈祖明：目前国内很难找到某个保护得特别好的古建筑，想要保护得好，前提是与城市化建设和交通不发生矛盾。

    北京的故宫和钟鼓二楼、南京的天王府、沈阳故宫、河北避暑山庄算是保护得比较好的，一直在维修和强化。究其原因，无外乎不影响交通以及体积庞大，属于宫廷建筑群，拆除代价太大，因此保留了下来。

    现在变成旅游景点的古建筑，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价值的，作为旅游景点增加经济收入，加强老百姓的文化认知，在保护得当的前提下也是可以的。但是只要变成景点开放，就避免不了有破坏。例如长城，游客乱扔垃圾、在城砖上刻字，都是一种破坏，故宫每天接待游客那么多，远远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这也是一种破坏。因此开放的前提是控制好度，避免游客对古建筑进行“二次破坏”。

    何去何从？

    真正能够使古建筑保存下来的方法，就是依靠立法，用法律约束和扭转决策者的意见。

    记者：不可否认，目前国内存在很多拆除古建筑进行商业开发的现象，那么遗留下来的古建筑，是否该将命运寄托在政府和地产商对其的“怜悯”之上？

    屈祖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它为北京城设计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但是终究没有被采纳。从那以后，国内就形成了拆旧房盖新房的大趋势。

    在建设方面，政府和房地产商联手做了很多事情，从一个侧面来说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的住房和交通问题，这也算是有益的一面。但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做了很多不利的事情。

    我认为古建筑保护不力跟房地产开发商没有直接关系，主要就是政府职能部门的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因此做了错误的决策，开发商只是执行了这一决策。因此真正能够使古建筑保存下来的方法就是依靠立法，用法律约束和扭转决策者的意见。

    记者：目前我国古建筑保护现状不容乐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其保护的难处在哪？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屈祖明：根本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政府职能部门认识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决策有问题，其次是缺乏对相关法律的有效执行。对古建筑的保护要想有大的进展，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依靠法律的制定完善和严格的执行。

    现在国家关于古建筑保护的相关法律逐步在完善，但是古建筑保护的现状依然没有大的改观，关键就在缺少执行力。除了认真执行法律以外，每年可以做相关的总结检查，对上一年文保工作进行梳理，及时总结就能发扬好的，发现不好的，现在就是缺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