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因明清两朝的繁盛而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建筑就是那个时代的重要表现之一。当时的徽商好儒，加之徽州的版画、金石、徽剧和新安画派的影响，及社会的大量需求，徽州的雕刻水准自然不低。在徽州古建三绝的石坊、祠堂、宅第中，雕刻又起了重要的装饰作用。通过雕刻装饰，把审美的情感体验与道德伦理融和在一起，正所谓“器以载道”。由于历史的变迁，沧海桑田，今天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还能解读其中真味，还能“由器识道”吗？

    徽州民居雕刻装饰的基本特征包括：

    第一，徽州民居雕刻装饰中的任何形态，其来源都不是为美而美的。一是融装饰艺术与建筑结构于一体，互为连缀、相得益彰。如门头砖雕、柱头、枋木雕等，然后才作为装饰对象；二是从实际应用出发，如门、窗、格扇所采用的细格子。当时还没有玻璃，为了挡风和采光，都要在门窗格扇上糊皮纸。窗格太大，则皮纸易损，因此都用细格，后来才形成这种细格花纹图案；在徽州民居楼宅高墙之上，若施以墀头雕饰与屋脊砖雕，均无法达到供人观赏的效果，故此处的砖雕均不发达，一般仅在门头砖雕瓦檐上略施脊雕瓦饰而已。照壁砖雕在中原与苏州、乐山等地民居中普遍使用，但在徽州民宅中却成了风水中的挡煞工具。

    第二，徽州民居雕刻装饰是从中国文化出发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是从社会伦理出发来建构文化。所以自古以来，伦理性总是强于宗教性。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篇》）老子也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这里的意思是说，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万物自生自灭。刍狗，即古代祭祀用的用草扎成的狗，祭祀完毕后就抛弃了，无恨也无惜。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系于精神的是社会的伦理纲常、“忠孝节义”之类。在徽派雕刻装饰艺术中，潜藏着封建伦理道德的灵魂，其审美特征归结为一个“儒”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智、信这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封建社会的宗教伦理观念都从中得到充分印证。岳母刺字，表现“忠”；卧冰求鲤，表现“孝”；苏武牧羊，表现“节”；孔融让梨，表现“义”。当然同样的内容也有不同的画面处理，有一户民宅中表现“孝”的木雕令人感到震撼。画面内容是饥馑之年，儿媳敞胸用干瘪的奶头喂自己的婆婆，而置膝下一双因饥饿啼哭的幼儿于不顾。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将传统的道德规范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寓教于美的潜在力量是巨大深远的，在绩溪上庄的胡适旧宅里有十幅隔窗上的木雕《兰花图》，图为平板凹刻，出自当时墨模名家之手。木雕上还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的诗句，似有清香溢出，叫人难以忘怀。胡适在此生活多年。《兰花图》的清高脱俗与胡适的学识修养有着一种无形的内在联系，否则，胡适怎么会写出那首凄恻委婉的《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这首海峡两岸广为传播的思乡之曲，其实是他幼时生活中老宅木雕兰花图所埋下的情感种子。

    第三，徽州民居雕刻装饰紧紧地与民俗文化相结合，从丰富的寓意中对贾儒结合的徽商有了更深的了解。诸如“福禄寿三星”、“八仙过海”、“童子拜观音”、“和合二仙”等。“八仙”图案，多用八位仙人手里拿的东西来暗示，称“暗八仙”，这也是其艺术性，所谓含蓄，“斗生文外，伏彩港发，秘响傍通”。常见的格局有上下雕“八仙图”，中间雕有琴、棋、书、画“文房四友”。两组图的结合，表达了对子孙后辈所寄予的厚望，希望他们熟练琴棋书画的手艺，能像“八仙”那样在各自的位置上施展才华、各显神通。

    还有许多装饰，寄希望于家宅的繁荣昌盛，因此饰有蝙蝠（变福）图案，及“双鱼吉庆”（鱼者，裕也，余出）、如意、双钱等。还有的用“鹿鹤同春”作为漏窗，松、鹿、鹤，意为长寿，组合成一幅立体的构图，可谓匠心独具。如在民居中大厅上房窗棂常雕有《高福高寿图》，它由两幅图案组成，正中为五只蝙蝠围着蟠桃在云端展翅，名为《五福捧寿图》；两边对称雕有两只仙鹤在祥云上腾飞，曰《双鹤腾云图》。祥云所在，必为高处；蝙蝠的“蝠”与“福”谐音；蟠桃、仙鹤乃“长寿”象征，因此三图合为《高福高寿图》。蝙蝠雕成五只，即为“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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