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应避免空心化与过度商业化

    不能“空巢”更不能沦为展品

    一方面是空心化，一方面是商业化。在中国城科会副秘书长、中国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昌智看来，李家山村出现的两种现象都颇有代表性。

    曹昌智认为，李家山村的状况并不鲜见。“传统村落的居住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而又缺乏积极的保护政策引导，有条件建房的村民在传统村落周围另起炉灶盖屋、弃旧建新。

    曹昌智认为，“原住民流失，无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都普遍存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缓慢的地区，村民外流，传统村庄空心化；在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传统村落被城镇包围，又面临外来租户的冲击。

    被称为“京西第一村”的北京门头沟区龙泉镇三家店村，在高楼的包围之中，明清风格的街道格局仍然还在，青砖灰瓦的民居，一派古朴，生活气息较浓。但据了解，三家店村现在外来人口已有一定数量，不少原住民已经搬出，记者在探访时，不断被问是否有租房需求。

    而另一方面，以旅游为主的商业化也影响着许多如同李家山村这样的村庄。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岔道村也在本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之中。历史上的岔道为军事要塞，曾经商铺、旅店云集。在战争年代至“文革”时期，岔道城遭严重破坏，只有部分古城墙及城门遗存。2002年，古村改造工程动工。东西城门间道路两侧的旧房全部拆除，农户出资，政府补贴，改建仿古的商住型建筑。古村中农户全部迁出，全力发展旅游业。由于背靠长城，旅游旺季岔道村生意兴隆，成为八达岭长城的“客栈”之一，居民收入也有所增长。

    而近日记者走访时，岔道村却是一片寂静景象。由于是旅游淡季，古村中罕有游客，东西走向的古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古村内大部分房舍闲置，一部分在经营农家乐、住宿的业务，这些旅舍多有一两个老人或妇女管理，但大部分都没有生意。走在古村的大街小巷，岔道古村宛如一座“空城”，偶尔能够见到一两位散步的老人，年轻人和孩子早已搬出村子。

    “旅游旺季的时候可不这样冷清，许多客栈爆满。”一家客栈的李姓老板告诉记者。但是涌入的都是外来游客，原住民只有这些了。

    然而，本就稀少的这些原住民可能还要“出走”。这位老板告诉记者，政府希望将古村全部租下，整体经营，但具体还未实施，“这些空置的房舍原本也都有村民做生意，现在他们已经搬走了。”到时候，产权仍归村民所有，而随着这些最后的原住民的搬出，村庄文化可能就彻底消失了。

    曹昌智认为，利用自然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或文化旅游，这是传统村落谋求发展的一种选择。“发展旅游无可厚非，而且合理利用资源发展旅游，本身也是对资源的保护。但商业化不能超过合理的度。把资源当作摇钱树，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这就是一种破坏。”冯骥才的话更是一针见血：“可以利用，但不是开发。”传统村落发展旅游不能一味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更不能为招徕游人任意编造和添加与村落历史文化无关的“景点”。

    僵死的传统村落躯壳

    “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冯骥才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

    随着传统村落原住民的锐减，乡村文化瓦解，村落原有的民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也渐渐逝去。曹昌智认为，原住民消失导致传统村落活力丧失，“失去了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只剩下僵死的传统村落躯壳。”

    让李香旦尤其遗憾的是，以往过年期间李家山村演出的大戏好久没有看到了。“我们村以前很多人‘领’戏，唱晋剧，现在正月里倒还有，但是都变成‘小会会’了，大戏已经基本没有了。”

    而在另一座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江西吉安市渼陂村，同样被分成了新村与旧村两部分。旧村搞旅游，村民大部分搬到新村。而伴随着原住民的流失，世代相传的古民俗也面临失传。最后一个会跳蚌壳舞的村民梁麒瑞已经年过花甲，他整日担忧，因为找不到传人。

    梁麒瑞依然愿意住在旧村之中，尽管四面漏风的渼陂村旧村只是一具供人观赏的躯壳。蚌壳舞反映的是渔民忙里偷闲的生活情形，但早已不靠水吃饭的村民们越来越难以理解这样的情感。景区开辟后，梁麒瑞常常需要向游客表演，有时还能拿到演出费，但他觉得，这已经纯粹变成表演了。他仍然执拗地希望等到传人，虽然村里的年轻人全都外出打工了。

    原住民的流失，是民俗断流的最大原因。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方李莉说：“保护古村落，还要具体到文化、民俗、信仰、节日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