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寿县被“黄牌警告”不该“拆旧仿古”

    从1982年至今，全国共有119个城市获得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按照评定标准，历史悠久、文物成群状、保护状况良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3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此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必须拥有2个或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内部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包括存在大量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格局不可改动、道路走向和宽窄也不能变，等等。

    然而有专家反映，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中，目前约有20个城市并没有任何历史文化街区，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

    据200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如遭受破坏性影响，应该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应责任。而这次由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下发的通知，只是要求各地限时整改上报，并考虑是否将其列入濒危名单。然而，对“除名”一事，通知却只字未提，让人怀疑它只是无实际约束力的“一纸空文”。

    对此，不少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修正“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规则。邓其生表示，“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本身就不该“一劳永逸”，应建立相应的“退出机制”。对于那些没有进行合理保护的城市，应撤销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这一机制也须具备持续性的考量。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不可能把一个城市整个保护下来，这是不现实的。就算是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也要有侧重地进行保护。”汤国华则认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目的，是要以名城作为载体，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它需要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标准，以确保城市的持续性发展。

    “城市的山水和空间格局，就是不能破坏的，应重点保护，而且这种保护也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时期。例如，每当有新的建设项目时，就应考虑到高层建筑对城市格局可能造成的破坏。将现代建设迁出老城区的文化聚集地，避免因参差不齐而影响了城市景观。”汤国华说。

    反观作为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广州，近期的旧城改造话题，也将这座城市推到了风口浪尖。邓其生就曾呼吁：“广州已经找不到像样的历史街区了！”而汤国华也表示，广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甚至偏离了当初的评审标准。

    去年，广州热心市民曾为越秀山重修明城墙一事，掀起过一场“救楼行动”。越秀山古城墙是“广州明初三大古迹”，虽被评为省级文物单位，但原本只剩一段高度不等的墙垣。为重建明城墙，市文广新局曾要求将“骑”在城墙上的一座民国建筑拆除。然而，据网友考证，该建筑很可能曾是作为民国第一届广州展览会馆址的“真古董”。

    除了同样遇到“拆旧仿古”的风波外，广州也曾发生过“频建频拆”的怪事。为配合亚运整饰工程，位于广州越秀区的书坊街，曾将两侧建筑拆除重建，并于2011年底建成仿古建筑。然而，今年1月14日又有街坊传出，书坊街部分建筑竟然又遭拆除。无独有偶，佛山古镇改造也曾爆出，落成仅8年的松风路仿古建筑被重新纳入旧城改造的拆迁范围，而且遭到突然拆除。

    汤国华表示，书坊街原来是越秀区的“金鱼一条街”，以销售金鱼的集散地而闻名，之后先后传出被改建成粤剧戏台、广府文化旅游区、小吃一条街、社区文化广场等多套改造方案。“本来在城市中心建设一条地道的文化街道是很好的，但应首先通过专家论证。”

    邓其生也认为，广州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时，应首先听取专家意见。他指出，荔枝湾改造工程从水文的角度上来说，比从前确实有所改善，然而工程兴建的大量长廊、拱桥、栈道等仿古建筑，却不符合建筑方面的相关要求。

    郑力鹏则认为，对于政府主导的有关规划，应当给予一定的宽容。政府主导和商业主导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都会经过反复论证，其中也会对不同的方案进行取舍。“处理历史街区有不同的方法，许多问题也不能简单用‘对或错’来衡量，关键是工作的过程一定要细致认真。”

    汤国华也认为，其实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也十分为难。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同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很多时候进行文保工作，就意味着要与先前签约的商户毁约赔钱，这样的代价相当大。他提议，政府、商户和市民三方，应当共同承担文化保护的责任。“比如当时商户签的时候是2亿元，就不能让政府赔3亿元，商户也要承担文化保护的风险，不能只是一味让政府买单。”

    目前，广州的大、小马站复建工程已经经过市人大批准。汤国华则表示，大、小马站的复建意义不大。“因为本来大、小马站的书院有很多都不是古建筑，如果要复建，考据的工作量和耗费都很大，这还不如先集中精力保护好现有的文物建筑。”汤国华建言政府加紧对民国时期的广州骑楼进行重点保护，因为这些骑楼建筑目前留下的数目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