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张家口的犹太人”

    洛克菲勒、摩根、格林斯潘、莱曼兄弟这些曾经主宰全球财富命运的商界奇才，有着共同的犹太背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民族。而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县，当地百姓竟有“张家口的犹太人”之称。他们是谁?这殊荣又缘何而起呢?

    一座黄土墙，高耸而厚重，在我眼前巍然屹立。它如城垣般护卫着里面的子民，在春日的晨曦中，显得格外威武。

    这，就是河北蔚县赫赫有名的暖泉镇西古堡村。

    倒退百余年，暖泉镇是个连接河北、山西、北京的商业重镇。历史在这里留下的痕迹，现已成为一处独特的景致。

    穿过北堡门，一脚迈进堡子里，我顿时吃了一惊：街衢整齐，纵横有致，勾勒出棋盘格一般的布局;沿街不少民居，青砖灰瓦，门面讲究，透露出曾经的富有与殷实。

    “暖泉镇，真是卧虎藏龙啊，”我心想。这时，陪同我的本地人刘聪明先生领着我拐进了一条安静的胡同，“走，带你看看乔致庸式的大商人的宅子。”

    暖泉镇的“乔致庸”

    这是一片号称“九连环”的古建筑群，分作东西两路，每路各四进院落，院院相连。正房、厢房、绣楼、祠堂、账房、长工屋、马厩、车库、仓库，连同供秋后米面加工的碾房，应有尽有。这场面，和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颇有几分相似。

    “这宅子中的一部分，原是建于明隆庆年间的总兵府，其后几次易主，到了清朝初年，被一个新兴的富商重金买下，并扩建宅院。此人姓董，名汝翠，人称‘董大泽’。”小刘说。

    “董大泽”是何许人也?小刘讲述了一段故事：

    明末一个清冷的冬日，暖泉镇的郭员外在家门口遇到一位乞讨的少年，他赤着双脚，衣不蔽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然而，仔细端详，在少年那张清瘦黧黑的面庞上，却透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坚毅与成熟。郭员外觉得少年定会不凡，连忙叫人把他接进家门，好生照顾。

    少年就是董汝翠，来自蔚县南部山区，15岁时父母双亡，被嫂子赶出家门，辗转流落至此。董汝翠被留在郭家的酒作坊和粮铺里做活儿。一年后，郭员外认为他“笨而不拙，为人可靠”，遂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他，小董也成为郭家的“倒插门”女婿。郭员外叮嘱他：“将来郭家的百亩良田，全部家业，都由你来继承!一定要好好珍惜!”董汝翠泪流满面，跪着叩头：“请岳丈大人放心!今日的百亩良田，将来定会变为千顷之地!”

    此言不虚，因为几年后，董汝翠果真使郭氏的家业猛增数倍，资财万贯，富极一时。富到什么程度呢?有例为证。

    几番寻访，我找到了一些有趣的线索：

    明朝时，蔚县称蔚州，由于邻近边塞，“素为临边用武之地”，在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的历次交锋中屡遭兵乱。出于军事防备的需要，明朝实行卫所制度，上至京师，下达郡县，皆设立卫所，依据防区重要程度的不同配置兵力。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置蔚州卫，有三千户所，1.68万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建蔚州驿铺站点，由北京经昌平、延庆、怀来、土木至蔚州，使北京与蔚州有了关联。

    新朝初立，百废待兴，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对蒙古残余势力采取了“来则御之，去则勿追”的防御政策。为应对随时可能南下反扑的蒙古骑兵，他下令在军事要隘修筑堡寨，“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蔚县也不例外，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修建，明中期以后则有“八百城堡”之多。如今依然可见的一处处保留在蔚县堡门上的题字，记录了这一史实：上苏庄堡的堡门上刻着“嘉靖二十二年仲秋吉日建立”，卜家庄北堡的堡门题有：“正德十一年□立，嘉靖二十七年□□□□”的字样。而在崔家寨堡，我从堡门上方漫漶不清的题刻中，依稀辨认出“大明国山西大同□□□”，“崔家寨堡，嘉靖二十□□□”几个字。难道说地处冀北的蔚县，和山西大同有关?

    ……





    驮金载银的塞外丝路

    两排险峻的高山，像是凌空降下，一边重峦青翠，一边峰岩暗紫，只在中间留出一道小径，蜿蜒向前。

    这里是飞狐峪，位于蔚县城南约13公里处，是穿越太行山的一条古通道。明朝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兵部尚书、大学士杨嗣昌曾形容它“千夫拔剑，露立星攒”，山路“回首万变”，如“珠曲蚁穿”，高处“有如天门”，险处“令人旋踵转足”。

    飞狐峪为拱卫京畿之锁钥。由此处向南，过河北涞源、紫荆关，便是华北大平原;由此地向北，穿过壶流河盆地北行，则可至张家口和蒙古草原，向西可达山西。明时，如果北方的瓦剌、鞑靼企图入侵京畿，可由山西大同经居庸关长驱直入，但明廷在居庸关一带布下重兵，加之山势险峻，不易突破。因此，南下的蒙古人就选择先从大同进入河北，再经飞狐峪向东南，越过太行山，迂回突袭北京的西南侧。飞狐峪的战略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这条通达四方的军事要隘，即便在明代守备森严的时期，也不乏求财若渴的来往商人。

    老话常说，但凡贫瘠之地，最常出现的人有两种：唱戏的和经商的。山西境内“八分山丘二分田”，北部地瘠民贫，明清时，即便遇上丰年，亩产粮食尚不满斗。中、南部虽土质稍好，无奈地狭人满，百姓依旧困苦不堪。为生计所迫，不少农民放下锄头，扛起扁担，挑着晋东南的丝绸、解州的盐、晋北的明矾和省内各地出产的药材、羊皮、干果、土布，踏上了离乡背井的经商路。

    ……





    商路上的镖师

    繁荣的商路，必然带来连锁效应。一行富，行行富。

    在宋家庄古堡，我就意外地“邂逅”了一座因保卫商路而致富的大院人家——“韩家镖局”。韩家大院门口有个石墩，刻着“一百七”三个字。听村里的老人说，它是以前镖师用来练武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哑铃。

    如今，这里住的只是普通村民，镖局不复存在了。不过走进去，我还是大吃一惊：好大个院!这里的一进院落，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据说，当年韩家镖局白天接镖，晚上习武，都在这里进行。

    韩家镖局的创始人，叫做韩瑛，是土生土长的蔚县人。他自幼习武，生得高大魁梧，气力过人，以善使钢刀著称。清道光二年(1822年)，韩瑛艺压群雄，在武科举乡试中名列第一，同年便在宋家庄创办镖局，给人押镖为生。他平时常走的路线，就是从保定穿飞狐峪至蔚县经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那条近5000里长的商路。

    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年代。

    那是蔚县商业的全盛时期。

    ……

    天下十三省，能不过蔚县人

    历史的车轮，驶向民国十四年(1925年)。此时的蔚县，有缸行(制酒)、当行(当铺)、杂货行、药行、盐行、油行、鞋行、毡帽行、饼面行、山货行、京馃行(熟食)、木料行、绸缎行、瓷器行、文具行22种行业、687家商号，仅县城内的毛皮商号就有百余家之多。

    当时的张家口是响当当的“皮都”，由裘皮、白皮、制革、蒙靴等12个行业组成严密的生产链条。精明干练的蔚县人，就是张家口毛皮市场上的“领头羊”——近八百家毛皮商号中，一半以上的老板是蔚县人，三万多从事毛皮业的人员，近三分之二来自蔚县!

    ……

    有人说，蔚县人经商的本事，是骨子里长出来的。或许吧。历史上与山西的渊源，似乎使蔚县人天生就有一副经商的头脑。但若要把自家生意做大做强，仅靠祖上传下来的基因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王朴的远见卓识，没有文德源、福远缸坊对品质的苛求，蔚县商人注定无法在这荒寒的弹丸之地上，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代代相传的智慧精髓。

    当京张铁路来了之后

    路上，我一度试图寻觅那些明清商号的影子，但它们却像是躲进了时间隧道，彻底逃遁到另一个时空之中，不留下一丁点痕迹。那昔日的繁盛，那曾经的历史，究竟到哪里去了?

    蔚县传统商业的蓬勃兴起，最初并非完全仰赖北边的张家口，而它的衰败，却与后者息息相关。

    ……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考虑到时间的成本，很多商人选择通过华北平原到北京，在北京的西直门乘火车，经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进入张库商道。这样一来，曾经的落脚地——蔚县被绕过了，不再是客商的必经之地。1924年，蒙古共和国独立。1929年，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交，当时在库伦、恰克图经商的400余家中国商号全部被当地没收。自此，张库商道结束了近4个世纪的繁华，而蔚县的飞狐峪也随之逐渐沉寂。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昔日车马辐辏的飞狐峪，最终渺无人踪，甚至被人们淡忘;暖泉等八大集镇，也空留大宅门。

    在这个清冷的春日，漫步于飞狐古道，我默然无语。

    它，曾为蔚县带来了勃勃生机;

    它，已经这样寂寥了百年。

    我把手放在耳后，静静聆听：谁的铃声，清脆而细碎，穿越时空，从历史的深处传来?恍恍惚惚，眼前浮现出一队长长的骡帮，骡子驮着沉重的行李，商旅们步履蹒跚，行进在古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