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建筑保护要有文化

    不懂古城保护的人太多了

    记：对于建筑的保护，跟对待这些建筑的态度，特别是城市官员对待建筑的态度有关。这种态度，在您看来，是纯粹的个人素养问题吗？

    阮：对待建筑的态度主要跟人的素养有关。很多人不懂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修旧如旧”，是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提出来的古建筑保护原则。对于古城保护，不仅要修旧如旧，还要“修旧如故，以存其真”“要延年益寿，不要返老还童”。古城保护跟文物保护者的素养有关系，也跟城市官员的素养有关系。很多官员对历史建筑缺乏认识，比如贵州的遵义会议旧址，周围的历史建筑都拆了，就留下孤零零的遵义会议召开时的一幢房子在那里，旁边全是新造的人们臆想出来的“老房子”，让人很难想象当时的环境。我在贵州时就当面对贵州省领导直言他们没文化，这不是保护是破坏，但可悲的是他们并不理解。

    记：历史建筑的保护，民间力量很薄弱。之所以如此，是否跟我们的民众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有关？

    阮：古城保护在国外，民间力量很强大。在英国，古城保护民间力量占62%，英国海岸线沿岸有2/3的建筑保护是依靠民间力量，参加保护的有大学，有研究所。在法国，省一级的建筑保护力量都在民间。日本在1972年高速公路大兴起的时候，妻笼宿老村落的居民奋起反对公路直接通过他们的村庄，引导了全日本的历史乡村建筑的保护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历史村镇保护联盟，后来得到国家肯定。在中国，现在不懂古城保护的人太多了，民间力量很难有所作为，也没有适合在中国进行建筑保护的经验。从高校而言，全国高校中只有同济大学设有建筑保护专业；而在英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的高校有7所，法国、美国都有高校设有建筑保护专业。可喜的是，现在中国对建筑保护已开始有所行动。全国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在民间，以我的名义成立了阮仪三基金会。从2009年开始，成立了世界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更多人加入了进来，无怨无悔地进行建筑保护。

    古城保护需要教育

    记：古城保护是政府主管的责任，您作为教授本应只在书斋研究学问，现在您却要为古城保护东奔西走，甚至要去抗争，去做斗士，您心里感觉如何？古城保护的真正意义在哪里？

    阮：古城保护也是做学问。通过古城保护，我自己也受到很多教育。古城保护的真正意义在于，留存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为建设新城市留存城市文化底蕴，使古城成为提取城市现代建设文化营养的源泉、滋养新的城市文化的温床。

    记：在历史名城保护过程中，您最痛苦的是什么？最无奈的是什么？最幸福的又是什么？

    阮：最痛苦的是费九牛二虎之力保护留存下来的文化遗存后来却变得面目全非，比如凤凰城，十年后去看，已经变成了充斥商品的旅游城市，不再是有文化素质的城市。我把它形容为：“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味了，灵魂丢了，翠翠走了，变成了大卖场。”

    古城保护这种理念不能为官员和百姓所理解尚可，不能为同行、知识分子理解最无奈。城市不仅要记录，还要留住，留下来的城市应一并留下文化。但在经济利益面前，我常常无可奈何，常常不得不跟掌握财富与权力的人以及为财富和权力效劳的人斗。

    最幸福的是看到年轻人传承了我的事业。我的孙子在暑假去法国参加了遗产保护工作营，回来就和同学们组织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工作营，发动志愿者进行古城保护。现在古城保护的梯队也很完整。虽然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其他工作经济效益少了许多，但仍有不少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参加进来，共同从事这项事业。

    记：古城保护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阮：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认真的完整的保护以及合理更新，居民缺乏保护意识，许多官员缺乏这方面的基本意识，也缺少完善的法规，更缺乏保护的经费。

    记：您在一次演讲中说，给城市留条“回家”的路。建筑，说到底，不是纯粹的一堆砖瓦材料，而是有着人的温度。我们对建筑的态度，其实也是对曾经生活在建筑里人们的态度。要改变这种态度，教育能做什么？

    阮：教育要做的事情很多。这方面，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法国，专门设置有历史城市教育官员；再比如日本，有文化教育委员会，把爱国家、爱城市当做重大的事情来做。我们的教育却变得有些世俗化、功利化。教育的手段其实很多，比如苏州就提出，每一个苏州人懂苏州，爱苏州，成为游客的最好向导，跟游客成为朋友。乡土教材要增加内容，而不是单纯说教。只有民众都重视文化，都懂文化，形成一种文化氛围，那些历史村镇才不会消失得那么快，我们在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才会少一些遗憾，新兴的城市建筑也才会有文化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