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桂林古民居遭遇现实困境

    其次是人观念的变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和观念。传统桂林古民居的建造是以农耕时代的社会为背景，所依附的文化是封建科举文化。旧县村“黎氏宗祠”两边的牌匾，两侧的“文魁”“武魁”“进士”牌匾，及宗祠旁不远处所立的科举石坊，石坊上书写有清代该村人氏科举中进士、举人的情况；龙潭村的18名进士和无数的举人；而渔村就有明代进士赵海吾，清代赵卫卿、赵际隆等6名进士和多名举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当时的精英。显赫的地位和强大的经济背景使他们荣归故里而建造了这些房子，农耕时代经济的稳定又驱使在建造房子的时候极其用心想建造百年建筑。龙潭村的飞檐让人难忘，渔村房子上的木雕、雕花甚至吸引了克林顿的目光。

    但是，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化时代，楼板和钢筋混凝土的结合，迅速地产生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楼房。无论是在龙潭村还是如隐居在深山中的兴坪渔村，四周都已被高高耸立的三四层的楼房所遮掩，“摄影家们已经很难拍到一张村庄全貌的照片”，那种古民居和山水合一所呈现的古典和谐美已无处寻觅。

    古民居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毁坏或消失，或许就永远地消失了，木山村的事例就是再明显不过。而依附于其上的传统农业文明所持续建造的百年建筑，从选址、建造方面体现出的智慧也将消失。

    市文物工作队的尹文军馆员说“原生态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落后的观念，旅游者觉得好看感兴趣，可是居住者本身呢？经历上百年后的老屋已经破败，阴冷、黑暗、潮湿，随便走进哪一家，扑面而来的都是一股发霉的味儿，如果是你，你愿意住这样的老房子还是宽敞干净的新楼房呢？”对于旅游探险者或者研究者来说，原生态是很吸引他们，但对于居住其间的人来说要他们保持原来的这种状态是很不公平的，大家都现代化了，凭什么还让他们过这种“原始”的生活呢？这是老房子频频被拆的关键之一。

    人口的增多，历史的原因使得房子的功用发生了变化。这些古民居本身的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可以说很多方面都不是一般普通人，他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设计的厅是厅、堂是堂，房子的布局、门框上精美的雕花和屋顶的飞檐都显示了非凡的品位和鉴赏能力。但是，因政权更迭而出现资产转移，房子被分到了很多户人家，随着人口的繁衍增多，原本房子的格局被打破，越来越加速了古民居的破坏。无论是在旧县村、龙潭村还是渔村，古老的房子里面被熏黑，做饭的炊烟从房屋的窗户里缓缓涌出。屋子前后堆放着柴禾，屋内到处的柚子、杂物。随处可见用水泥、红砖砌的拙劣做工。如渔村里，原来每栋宅院内布设门庭、厢房、堂屋、正室，另建有仓廪作坊、杂用居室、炊厨膳屋、牛马栏厩，但现在全都打乱了，一住一居，做饭、住宿全都在一起，屋子里堆满杂物，屋子周围都是柴火。我们想象一下，那些房子本身的主人———进士举人老爷们会像现在房屋的所有者这样住并劳作在房子里么？

    还有，就是古民居中开发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是不是所有的古村落古民居都适合被开发成景区？按照桂林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谢迪辉的观点，只有一部分民居按照科学合理的开发后才能体现其价值，而另一部分注定是要消失的。谢迪辉翻开其专著《西递·宏村：美丽国家的名片》一书指着其中的图片给记者说：“桂林古民居的缺陷跟西递、宏村相比是缺水，美感顿时减少好多。”我们在古民居里探访的时候会发现，传统的桂林古民居在适应当地气候上冬暖夏凉，屋子里即便是在白天都是很黑暗的，严重的采光不足，但这是与本地每年出现潮湿的南风天所相适应的。

    比古村落消失更为让人担心的是古村落所承载的记忆和历史，一旦老房子被拆、坍塌或消失，再随着村子里老人的去世，或许用不了多长时间，村子里的人就会将祖先们忘得一干二净。在记者走访的4个村子中，村子里相当部分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极少有人对过去的这些“古董”感兴趣。在兴坪渔村，当地村民除了知道先后有孙中山、克林顿两位总统莅临过他们的村子外，对于古村落本身，古民居的主人、村民自身并不知晓。

    开发：让古民居真正产生“价值”，是古民居焕发生机的关键

    广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王林副教授说过“为什么古村落、老宅子频频被拆除，得不到保护？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同时没有得到比较好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作为其内在的价值没有得到呈现。”但问题的背后是，古民居的所有权大多属于当地居民，如果让古民居的内在价值在当下通过开发转换，产生价值，给当地居民带来收益，这样的话，当地人保护古民居的积极性自然是很高的，否则，如果不从当地居民生活的根本情况上解决问题，光凭群众的自我意识来保护是很难，很多时候也是不现实的。在今天没有收益的保护或者投入是很难长久和持续的。要取得收益，就必须开发，若开发就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桂林古民居》一书的作者唐旭先生说，首先要“突出重点、调档归案”。桂林古民居散落在桂林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文物部门应该深入现场，逐乡逐村进行古民居调查，每考察或发现一处古民居，必须测绘登录，摄影拍照，查阅、抄录或拍摄当地族谱，了解当地村史、宗族迁徙状况以及古民居的建造起因、始建年代和维修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古民居资料档案数据库，确定若干处古民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记者了解到，目前旧县村、龙潭村、渔村已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获得文物点登记。

    古民居若要开发“一般情况下是政府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有企业家资金的介入，现在基本都是这个模式。”临桂县旅游局的李家斌股长曾对记者说，但在资本介入之前还有诸多问题要解决。

    产权问题，村民的意愿和各种顾忌及相关方面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谈妥的事情。记者在旧县村采访时，就有一黎姓后人对记者说，疯子鹰的污水处理池建在自己家前面，在风水上不好。自己家里不缺钱，也不是很想开发，就只想这样静静地过日子，不想开发搞旅馆，让外人住进自己的家里。以渔村为例，以前村里的老房子大多属赵氏一姓人家所有，新中国成立后被分给了好多户人家，是不是所有的房子所有者都愿意开发呢？谢迪辉强调，景点成批地开发，形成景区，首先要产权明晰，所有的古民居必须统一管理，如果没有明晰，各干各的，相互倾轧，支离破碎，根本谈不上保护。同时，必须将村子每家每户和周围景点旅游带联合起来，这样才有可能做大做好，政府必须协助解决与此类相似或相关的系列问题。

    当地政府开发古民居政策的创新和延续，“敢于让利，寻求合作，吸引大投资商，聘请一流策划高手，借助国内、国际强势媒体广为宣传，将桂林古民居推出深山，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古民居作为一个景区，从开发到推广，不是一朝一夕，必须有长时间政策资金上的持续，同时要有巨额资金投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龙潭村的村支书徐春发介绍，村里现在按照县里统一规划部署准备招商开发，但对于村里的人来说，到底何时才能开发，怎样才能等到哪一天？真的很难说。招商引资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很考验当地政府的智慧。记者查阅到，2009年5月，桂林旅游网上就已经挂出了“阳朔高田镇龙潭古民居开发项目”，将近4年了，至今仍然杳无音信。尽管龙潭村地处遇龙河、月亮山大景区内，距月亮山1公里，但仍然效果不理想。渔村因先后两位总统的莅临让这个小村落在许多年来一直都名声大噪，加上人民币20元背后漓江兴坪段两岸秀丽的风光，然而村子本身并没有被开发，如今在村子里找一处吃饭或住宿的地方都极不方便。记者在村子里四处迷路，找不到码头，没有标识，村子还处于“原始状态”。

    从1999年“黄金周”长假制度出台以来，2000年至2011年，湖南凤凰的游客接待量从57万人次上升到650万人次。这个曾在作家沈从文笔下只能“安顿下三五千人口……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正是从1996年由其前任县委书记滕万翠积极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惊人的魄力招商引资，以8.33亿元出让了凤凰8个景区50年经营权。据有关资料显示，从2002年到2007年对凤凰的推广费花了1亿多。到2011年，凤凰县旅游产业收入约44亿，凤凰县40万人，从事旅游的15万人。对此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唐旭说：“依照桂林古民居的现状，听之任之，若干年后，随着自然损毁和现代建筑的兴起，将所剩无几，桂林地区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永久消失”，其言沉痛之极而又不无可信。就像谢迪辉所言，7年前他们在调查写作的《桂林古民居》一书中的部分建筑、实物到今天相当一部分都已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