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至1979年间优秀建筑遗产保护迫在眉睫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邹德侬主持编写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中国当代建筑史》，系统论述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建筑历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参加《中国当代建筑史（1949~1998）》研究、《改革开放20年中国建筑文化的演进及其前瞻》研究。主持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改革开放十年的中国建筑创作研究》、高校基金第1号《改革开放20年引进外国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影响及前瞻》。主持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委托建设部项目《建筑艺术全集--现代卷》共四卷。主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研项目两项。

    1949至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头30年，社会的剧烈变化，经济的大幅起落，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建筑设计背景。建筑师的设计环境之严峻，在同期世界上也属罕见。当时的一些优秀建筑遗产，由于对它们的历史、文化乃至现实意义，当前并不具有社会共识，因而它们经常处在危险的境地。

    对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已经初具社会共识，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以及政府的支持下，20世纪上半叶的建筑遗产大体得到有效的保护，例如近现代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就有突出的表现，这是令人欣慰的大好事。可是，20世纪下半叶建筑的遗产保护尚没有真正起步，其中，1949至1979年间优秀建筑，由于它们天生脆弱，正在当前的建设洪流中飞快消失。认识和保护共和国头30年的建筑遗产，已是迫在眉睫了。

    共和国成立的前10年，可以说是国民经济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时期。进入新中国的一代建筑师，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掌握了从西方发源的经典现代建筑原则，并在执业过程中得以实践。在8年抗战的大后方，他们运用现代建筑原则，一边设计修建国防建筑，一边谋划光复之后的民生建设。因而，1949至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建筑师自发地延续了经典现代建筑原则，适应了新中国建筑的急需，留下了一批反映中国建筑师高超现代设计水准的优秀建筑。由于这些建筑曾经受过严厉的政治批判，规模也不大，岁月又消磨了它们的风华，加上有些建筑在部队的大院里，难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它们的历史文化意义是无可比拟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受苏联强烈影响所建的“民族形式”建筑，以独特的纪念风格，反映了当时民族解放的骄傲，也形成了所谓“复古主义”浪潮。这个十分短暂的英雄时期，跌落在经济问题上。除了应当保护这10年间一些优秀的官式大屋顶“民族形式”外，还应当保护一些不跟风的民族形式作品。例如同时或稍后的一些的民间“小式”建筑，像亲民的外贸部大楼和从“方盒子”出发的建设部大楼之类。徐中设计的外贸大楼，在建筑大潮中拆掉了主楼，建国60周年因阅兵扩展马路，仅存的配楼也一并清除，只留在那一年评出建国以来优秀建筑的名单里，还有一些反浪费过了头的“负面”建筑，如竹筋混凝土建筑或菱苦土窗户，恐怕已是珍奇难寻了。

    北京“十大建筑”是建国10年中国建筑师坎坷行程皆大欢喜的大结局。其中，有批判过的大屋顶，有未批判过的“洋古典”，有苏联影子的尖顶，有不受待见的方盒子，更有钢筋混凝土的大小扁壳……，是中国建筑要实现多样化局面的雏形，保护这些仅用一年时间集体创作的集体项目，将是建筑遗产保护的一首合唱曲。

    没有人愿意回到用票、用本、用券买吃穿用生活必需品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的20年是一个短缺经济的时代，大多数建筑师面临着项目缺资金、缺指标、缺材料、低标准的局面，建筑师像是在做“缺米之炊”。无意之中，这也形成了一个被动的“节约型社会”，建筑师的工作条件决定他们要节省资金、节省材料、节省面积……创作环境造就了一代建筑设计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的作风。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建筑遗产的经验，竟然可以为我们所向往的理想节约型社会搞“低碳”、“减排”提供一些先见之明。

    住宅设计每人使用面积4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60元，曾是执行了30年的设计标准，中国建筑师曾在这个条件下，以最大的合理性为广大人民提供住宅。为此，他们以厘米、甚至毫米计，细抠住宅的每个角落，以使有限面积和经济指标得到充分发挥。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筑面积60平方米以内的2室户、80平方米以内的3室户，已经能满足人们基本要求。尽管现在富裕起来的家庭早已不再眷顾这种指标的住宅，但是我们在愿意看到人们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同时，却不愿看到新的设计失去了经济指标和“细抠”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保留一些状况尚好的此类住宅小区建筑遗产，可以成为此种精神的载体。

    节约三材，也就是建筑中的钢材、木材和水泥，是这20年间无时不在倡导的政策，为达到这一目标，建筑师和工程师们齐心协力在项目中“细抠”材料的节约。他们为不同项目制定了不同的指标，如每平方米的耗钢量、耗水泥量等都仔细核算，尽量达到较为合理的节约指标，例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体育馆的设计，就进行过反复的验算。钢和混凝土材料的节约，还逼出了精彩新结构体系的发展：薄壳和悬索。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包括新疆在内的建筑设计单位，都有类似“向新结构要钢材”的举措。在上世纪60年代，一批新结构、新造型的建筑出现，如鞍形悬索结构的杭州浙江省体育馆以及作为实验性建筑的天津大学鞍形风雨操场、圆形悬索的北京体育馆等。薄壳结构如乌鲁木齐机场机库等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同济大学学生饭厅图案优美的钢筋混凝土网架、天津体育馆的钢联方网架等。其他新结构，如钢筋混凝土扁壳、折壳结构等，分布得相当广泛。令人痛心的是，重庆两路口宽银幕电影院也在建设大潮中被拆除了，这个建筑承载了中国的两个一：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筒壳公共建筑，第一座宽银幕电影院。胶合木结构以及刨花板等木材综合利用，也是这个时期用技术手段节约木材的亮点。新结构的建筑遗产，不但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中的创新亮点，同时还真切地告诉我们，建筑结构创新是今天依然可以使用的有效“低碳”、“减排”手段。令人感到失落的是，当今的屋盖结构体系实在太单调了，在大跨结构体系中，似乎只有钢网架当家，而且杆件密密麻麻，甚至遮住了视线。

    节约土地、节约能源、改善环境，是一些地域性建筑的传统智慧，如西北地区的窑洞。建筑师任震英吸取民间智慧，长期研究窑洞建筑并取得了优异成就。他设计的白塔山庄窑洞居住小区，探索了新式城市型窑洞住宅生活区建设。窑洞布局依山就势，节约土地、保护植被，显示了人类重返浅层地下空间的特殊魅力和黄土高原的雄浑气势。陕西省礼泉县烽火大队窑洞农房和学校、四川道孚县藏族康房等等，同样是就地取材、施工简便、冬暖夏凉的优秀窑洞建筑。我们还见到，许多建筑师在设计大型公共建筑，如剧院建筑的时候，借鉴“深挖洞”时期形成的“人防”地道或地下室，他们匠心独具，利用地下的凉风，解决剧院的空调问题，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

    还是这位做过兰州市长的建筑师任震英，在他被打成右派劳动期间，为回应后任市长的讥讽，带领一批工匠，在城市中拆除古旧建筑的构建中，细心挑选、创意组合，用“回锅肉”的方法，修起了美丽的白塔山公园。公园景致层次分明，建筑组合清新别致，保存了大量珍贵建筑文物构件，如少见的“七级云跳”斗栱等等。大约同时期，建筑师莫伯治所做的广州泮溪酒家，就大量利用了拆除旧建筑的构件，组合在新建筑里，取得了节约和保护文物“双赢”的效果。1949至1979年间的丰富建筑遗产，有待广泛发掘和研究。

    说此类建筑遗产“脆弱”并要“紧急保护”，一是因为它们规模小，二是年代近，三是研究少，常常被认为是些无关轻重的旧建筑。1949年以前建筑遗产的大规模研究和保护，起码已经进行了20年，而包括20世纪下半叶在内的“20世纪建筑遗产”的概念的提出，是近期的事儿。所以要尽量避免“见远不见近、见大不见小、见富不见贫、见正不见负”的选择态度。

    愿1949至1979年的那段被动式“节约型社会”建筑遗产，为我们正在创建的理想“节约型社会”建筑创作提供有力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