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在保护的名义下发生的破坏

    方法不当造成的濒危更危险

    所有的原因，都在于经济利益成了各地追求“申遗”和使用文化遗产的核心驱动力

    中国农业大学奚雪松教授调查了很多的村落，有的村落是老人多，还有一些儿童。现在发现更严重的问题，一般的村落连儿童都看不到，他们都跟着父母到大城市去了，这意味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些儿童并不会继承下来，这些空心村没有任何未来。

    “濒危的结果是什么？第一种是突然死亡，突然有一天所有的古村落顷刻之间就完全变成瓦砾，简单粗暴的开发方式，可以称之为突变式。第二种是渐变式，就是慢慢的死去。这也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孤岛式，也就是说保护范围内的主体建筑还存在，但周围的环境被大量的蚕食，大量的现代那种建筑，包括仿古建筑、各种小洋楼充实着它的周边，古村落逐渐变成了一个孤岛。第二种现在看到的比较多，就是以改造更新的方式大量作假，好多古村落需要发展旅游，需要发展餐饮，大量作假的建筑放在古建筑的旁边。如果说突变式的消失，实际上是长官意志在作祟，而渐进式的改变往往就是商业化，不断在蚕食你，不断通过这种加建改建来消耗你。这样的方式还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别的地方看你拆了古村子建了一些新的建筑群，结果给当地带来很多效益，也会紧跟着拆建，这种联动性造成的破坏更大。”

    198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截止到2011年6月，全球共有725项世界文化遗产、183项自然遗产以及28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我国共有41处自然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占世界第三位。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进入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迅速扩大的城市化规模，追求到极致的旅游人数，成为了显著的特征。

    我们强烈地感到，这种破坏，常常是故意、或者至少是人为的过失造成的。所以，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来自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越是频繁，破坏的速度越是加剧。所有的原因，都是源于，经济利益成为了各地追求“申遗”和使用文化遗产的核心驱动力。但是，利益的期望值，是没有上限的……

    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利用以及模仿造假造成的濒危更为严重。如果将文化遗产放在“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标准下进行衡量，我们很多曾经放在申遗预备名单中的遗产正在成为“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其实应该重新评估，或者应该被除名，否则传递的就是危险的信号，即“过度”和“造假”可以瞒天过海，可以带来名与利的双赢。与可以看到的消失相比，这种信号或者叫倾向，更加危险，也更加缺乏应对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第二种濒危”。

    其实，“第二种濒危”受到关注，反而与全社会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密切相关。由关注物到关注人；由关注个体到关注风貌；由激情参与到方法参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何破解“第二种濒危”的核心症结，就摆在了人们面前：如何有效解决，在经济利益推动下，故意或者过失地放弃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敬畏和坚守，从而造成假遗产增多的难题？如何尽快让公众认识到，文化遗产人人有份？如何为公众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明确、有效的法律支持和可行的方法？

    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唱独角戏

    让社区居民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从而恢复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感情，这比什么都重要

    也就在媒体探访古镇、古村落文化遗产濒危现象的同时，来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也组成了5个研究小组，以《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为题，开始了一次有益的探索。

    这项研究，挑选出鼓浪屿、以中山路为轴心的“小”店铺风貌区、著名而历史悠久的第八菜市场、环岛路（东南段）以及厦门大学为题材，按照真实、完整的要求，去发现其中的文化遗产价值。提交的研究报告形式有趣且非常生动：就是要规划出一条最能体验成果的公众游览路线；当然只能步行和骑行；而且美观实用甚至可以印制到文化衫上。刘诗瑶，是中山路“小”店铺风貌区的小组成员，“这项课题的挑战性在于，我们既要提供一条路线，还能提供一种可以推广应用的方法，告诉人们如何去发现身边的文化遗产价值。”刘诗瑶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意义。

    勐马寨隶属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马镇勐马村，是勐马镇政府所在地，共有217户795人，全部为傣族农民，属傣那支系，语言使用德宏方言，文字为傣泐文和傣那文。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的帮助下，勐马寨的十多位知识分子独立编辑撰写了一本《勐马档案》，全面记录、整理了勐马寨的文字、历法、节庆、习俗、音乐、舞蹈、佛事、饮食等文化和社会档案，为人类学研究保存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个项目的最出色之处在于它把历史书写的权力交还给勐马寨人自己——在书的封面上，编著者的署名为“勐马寨人”.

    “通常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都会先入为主，以一个外来者的目光去救助濒临灭绝的它者的文化，而忽略被救助者的主体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项目专家何戍中认为，让社区居民行动起来、认识并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从而恢复他们对自己文化遗产的感情，这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位置更多的时候由政府官员、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来充当。结果是某种文化遗产被围上护栏，或被搬入博物馆，或被印刷成书，事实上这些只是标本文化，如果得不到现实生活的滋养，与枯死寂灭无异。

    这项来自于大学生的课堂实践活动和民间公益组织的努力，实际上不约而同地都瞄准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基层空间——村落和社区，它们是未来文化遗产传承的基础细胞。今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4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纪念主题恰恰就是“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地方社区的作用”。

    刚刚过去的第七个“文化遗产日”，由政府主办的各种活动极大地普及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但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教授认为，我们更多的强调政府以及它的各个部门如何来保护文化遗产，并没有足够重视整个社会的保护力量。“应该说立法现在已经是比较齐全了，但这些法都没有给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的渠道，提供更多的方法，广大的社会公众并不知道怎么来保护文化遗产。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当社会公众听到了说有一个地方发生了对文化遗产破坏的行为，或者是某地出台的一些政策，那么有可能对于文化遗产造成一些过度的开发的商业利用，公众如何提出自己的诉求。”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都不能仅仅依靠单方面的力量，因为需要保护的遗产数目总是远远多于我们能够保护的数量。这些年，通过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在保护的理念、方法和机制上却有些滞后，这些滞后有时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