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址上出土的石臼、柱础石等物

精美的唐卡

“香巴佛鎏金铜像”

《永乐敕谕》
西蜂窝寺的历史人文价值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印度小乘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诸教派均在该寺留下印迹,并交相融汇。西蜂窝寺是历代帝王眷顾时间最长的寺院之一。从东晋到清乾隆长达1400多年间,代有僧伽册号崇封,颁金赐紫,盛事不绝。两度赐敕寺名、三度颁敕敕建、两次赐赠佛像。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高僧辈出,出现了昙摩毗、八思巴、端竹领占等许多在佛教界声名显赫的高僧。
西蜂窝寺在从东汉至清同治近1800年间,不断得到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重视和封赏,保持长盛不衰的盛况,这在中国佛教史上也非常罕见。
西蜂窝寺也是甘肃省内藏传佛教各派最先传入的寺院。萨迦派教法于1253年即由八思巴亲自传来(八思巴在1253——1274年间兼任本寺住持);格鲁派教法早于1410年左右由宗喀巴的再传弟子夏尔哇·宗哲仁钦传入;噶举派教法于1086——1096年间由噶举二祖米拉日巴亲自传入;噶丹派教法于1341——1368年间由宗喀巴的经师噶丹派著名僧人达玛仁钦传入。八思巴、端竹领占、班丹扎释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
西蜂窝寺的院中一角摆放着寺院重建时出土的一些古建筑残件,有当时寺院僧人磨制豆腐用的石臼,也有鼓型的柱础石,其中的一个直径有1米多,可以推测到这只柱础石上的柱子该有多粗。而由这些柱子支撑起来的佛家丛林该是何等的辉煌。
按史书记载,明朝期间应是西蜂窝寺的鼎盛时期,寺院有香巴殿、大雄宝殿、菩萨殿、法王殿、讲经堂(即大隆善)、藏经楼、大经堂(法园)等七座佛殿,以及供奉皇敕、万岁牌、皇赐圣物的朝圣堂。每逢国家大典,皇帝寿辰,地方官员前来朝拜。常住僧人500多,加上附寺,僧人过千。
在西蜂窝寺的厢房中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文物。
寺院现存古代文物中,有永乐十年五月初一日永乐帝颁发的《皇帝敕谕》,是国家二级文物;与皇敕同时颁发的“永乐铜印”、“永乐法螺”、“永乐银灯”,也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清顺治九年世祖亲赐的“香巴佛鎏金铜像”,亦是国家二级文物;清康熙十一年所绘的大唐卡、是国家三级文物;还有与大唐卡同时、同师所绘的小唐卡。近年修建中出土了古印度银币、唐代的菩萨造像、宋代遗物“太势至”菩萨流金铜像、10厘米高的铅质佛像、日光菩萨造像,还有乾隆间铁罄一个,道光十年的旗墩石一个,古油盘一扇。除以上十四件古文物外,尚有古文遗存数件:《元世祖赐八思巴诰》三件、《明英宗赐班丹扎释诰》抄件、清圣祖《赐侯只既丹子诰》抄件、《班丹扎释传》、侯赞固录《自明永乐至清同治二十一世主持喇嘛世系》(藏文)、道光二十七年和光绪十七年,狄道州“谕”二件、雍正八年和光绪十二年寺上“告白”两件,嘉木样四世的“任命书”一件。
《永乐敕谕》俗称皇敕,被视为西蜂窝寺的镇寺之宝。为永乐皇帝朱棣十年五月初一所颁。敕长160厘米,宽67厘米,质地为朝廷专用黄纸,右为汉文,左为古藏文,全文307字,中间合璧处盖有“皇帝之宝”印玺。1985年经故宫博物院鉴定为真迹。
1919年,永乐皇敕为外界所知后,甘肃军政要人,文人雅士纷至沓来,张广建、陆洪涛、刘尔炘、邓隆、杨巨川、水梓、牛载坤题写诗文以记其事。为康乐西蜂窝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历史资料。其中刘尔炘所遗留下的墨迹对皇敕由来交待得可谓字字珠玑:“红尘不到处。狄道城西九十里有山,山有古刹曰‘大圣寿宝积寺’。明永乐时赐名正觉,颁《皇敕》保护之。敕首尾三百余字,历时逾五百年,犹纸墨如新,其收藏之慎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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