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冯骥才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安家瑶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青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周岚委员（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陈耀光代表（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假如扬州不是绿杨城郭、二分明月，李白的诗句怎会如此诗情画意？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假如深巷不是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陆游的诗句怎会如此含意隽永？

    可惜的是，上海弄堂、北京胡同、江南园林，这些曾孕育无数文人墨客深情诗篇的民居，正在城市改造中渐渐消失。如果我们的后人，必须到博物馆中去寻找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我们何以向历史交代？旧城改造，必然意味着推倒重来吗？如何留住城市的“根”与“魂”，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千城一面”让城市陷入特色危机

    “我到外地出差，不论身在何处，推开窗子一望，几乎所有城市都是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田青委员说，现在的城市建设从外貌到文化都在走一条高度同质化、缺少独特性的道路，这令他很是担忧。

    这不是一个人的担忧。2003年，吴良镛、周干峙、谢辰生等10位院士专家，曾提出在历史文化名城停止原有“旧城改造”的政策建议。近10年过去了，名人故居无故拆除的事件依然见诸报端。

    “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不是一下子变成今天这样的，至少得让百姓感受到这种变化的纹理。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一片片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安家瑶委员分析说，由于忽视了文化遗产保护，造成了这些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最终导致城市记忆消失。

    不仅如此，“千城一面”让不少城市陷入特色危机。“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至今仍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现代化标志，寄希望于短时间内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迅速改变城市形象，反而使城市面貌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田青无奈地说，自己竟在不同城市见过数个“小白宫”，“这实在是城市文化的悲剧”。

    城市文化，不是一个大而空的概念，而是切切实实积淀在见证和记录城市历史的古建民居里，是它们构成了一个城市特有的文脉与肌理。“与宫殿、寺庙等建筑相比，千家万户所居住的乡土建筑，其实更能够体现文化多样性。”安家瑶说。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导致大拆大建

    我国一位建筑家曾感慨，在欧洲很多城市，还能找到15世纪的建筑，甚至一整条街。而在我们这里，明代的房屋都已经很稀有了。不少代表委员痛心疾首：毁弃旧城是城市建设中最大的败笔！

    专家学者如此疾呼，为何仍未能阻挡大拆大建的步伐？有代表委员认为，在许多大城市，旧城区一般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多位于房地产商高价争夺的黄金地段，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旧城改造变成了大拆大建。也有代表委员将之归为，某些领导者热衷政绩工程，而将文化遗产视为城市规划的包袱和障碍。冯骥才委员说：“如果一个城市的主管领导对文化不热爱，或者更多的兴趣在GDP，你说什么也没有用，根本没有法子阻止他！”

    “整个社会的心理是求新求变，追求的是‘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周岚委员表达了另一种看法，“从地方政府来说，大拆大建的初衷是为了改善老城区居民居住条件，而不是破坏文化遗产”。周岚调研得出，由于历史原因，旧城经租户比例大大高于私房业主。很多经租户希望通过拆迁改善居住条件；产权清晰的业主希望借助保护性改造，让多年的经租户离开；另有一部分产权复杂的业主较为矛盾，也会倾向于接受房屋改造补偿款。“不过留住城市文化的记忆，并不能简单地按照人数多少来判断。”

    土地财政成为旧城改造变味的“催化剂”。“分税制下，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够维持基本运作，基础设施维护、公共事务支出、城乡建设、保障房等不得不指望土地出让收入。”陈耀光代表说，在补偿费和沟通成本高昂的旧城改造中，地方政府为实现平衡，往往只能引入商业开发，而商业模式的目的是利益最大化，不会精细保护文化遗存，结果造成大拆大建。

    变历史资源为当代文化景观

    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比例已超50%。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化攀升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此种状况下，如何实现城市建设与城市文脉的和谐共生？

    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当以文化战略的眼光审视城市发展、消减政绩冲动。“在杭州，我们从保留下的遗址中找得到从南宋到现在的城市发展印迹；成都的金沙遗址让这个城市更加与众不同。一个城市的文化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就越强。”安家瑶说，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最终会体现在城市竞争力上。

    “现实中，常常是一个干部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我建议有关部门建立领导干部的文化考核制度，在对领导干部的选用和取舍中，着重考虑他的文化实绩和文化观，他本身的文化修养及对文化是否热爱。”冯骥才强调。

    同时，应化解土地财政的弊端。陈耀光和周岚认为，可以通过征收房产税的方式，把一次性卖地所得变为长期房地产增值所得，促使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把城市经营好，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改善人居环境，吸引更多的人和投资。“通过这种机制，既可以把城市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又能让历史资源产生内生的经济动力。”周岚说。

    “世界上很多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城市，比如巴黎、罗马、开罗、德里，大都是新旧城并存。”田青认为，那些大规模古建保留完整的城市，若条件允许，可以借鉴上述城市的经验。

    安家瑶则更推崇吴良镛院士“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观点。“积极保护”，即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保持文化遗产原有生态和环境，新建筑应遵从建设的新秩序。“整体创造”，即在建设中，化建筑的个别处理为整体性创造，既保持和发展城市建筑群的原有文化风范，又赋予新建筑时代风貌，实现“有机更新”。

    “不要担心列入保护的文化遗产数量太多，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之下，我们能够留给后代的历史遗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周岚强调，“对于文化遗产一定要呵护呵护再呵护，对于旧城改造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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