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墙所处环境及其保护方案示意图

古城墙顶部的一段,中间夯土为马道,两侧为历代砖砌。因最终”切割“方案尚未出台,该段城墙是否被拆走尚未可知

万达广场新方案图中古城墙的位置
这次发掘出来的城墙,里外共两层,宋代城墙在里,明代城墙在外。宋代城墙保存到现在的已很罕见,全国仅有十几处,湖南此前仅在茶陵县发现一处,现已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但如今,这段古城墙有多长可以保存下来,以及如何保存,仍无定论。
近日,在长沙开福万达广场工地挖出的一段千年古城墙的命运引发热议。但由于同时遭受商业利益考量和妨碍汛期安全的质疑,原址保护方案遇到了“技术问题”,“水文地质”、“岩土力学”等专业词汇被一一推至台前,成了保护方案通过的拦路虎。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中国科学报》记者走访了建筑、岩土、勘测、考古等方面的专家,试图对其中的“技术问题”进行求证。
命运:原址保护缘何受阻
第一次听说工地上发掘出了古城墙时,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并未特别关注。但2011年底他第一次亲眼目睹时,被深深地震撼了。作为多年从事古建筑研究的专家,他很快断定这段城墙极具价值。
“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柳肃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这次发掘出来的城墙,里外共两层,宋代城墙在里,明代城墙紧贴着宋代城墙砌在外。据他介绍,宋代城墙保存到现在的已很罕见,全国仅有十几处,湖南此前仅在茶陵县发现一处,现已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更让柳肃感到震撼的是,这段城墙还保留着战争的痕迹。刻有“忠义军”字样的城砖,展现了抗金时期长沙保卫战的景象。而宋代的城墙整齐精美,明代的城墙则有明显缺口,“肯定是城被攻破了,在慌乱中砌起来的”。
另外,这段城墙还体现了近千年来长沙城与湘江河道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介绍,对照土层结构和古地图可以知道,目前所发现的古代城墙之外就是湘江,该地段距现在的湘江河岸有100多米,“说明湘江已经大大地变窄了”。
“古城墙价值堪比马王堆汉墓。”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郭伟民如是评价。长期从事长沙历史建筑修葺保护工作的刘叔华则说,随着长沙地下几乎被开发完毕,“这可能是长沙保留的最后一段古城墙了”。
古城墙被发现后,长沙市文物局多次召集文物、建筑、地质和水利等方面的专家座谈。专家们一致赞成保护,但在原址保护还是异地保存的方案讨论时,产生了严重分歧。
文物和古建筑专家坚持:只有原址保护才能体现文物价值。但水利专家和防汛部门则担心:原址保护不仅危及周边安全,城墙也会很危险,提出要迁移保存。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
由于缺乏岩土力学等方面的专业背景,当政府问到谁敢保证不出问题时,柳肃等古建专家都没有资格在保证书上签字,他说:“我们感到很痛苦。”
管涌:令人费解的“技术问题”
长沙市防汛指挥部为此专门发函称,4月1日前,湘江的汛期将来临,届时水位将出现较大高度差,而古城墙底下为松散填土和强透水的沙砾层,汛期来时,“随时可能导致管涌”。
长沙市水利局原局长、总工程师吴长廉则对媒体表示:“古城墙遗址实施原址保护所需开挖的大型基坑,将会给该区域的防洪工作带来隐患。”
不过,在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岩土与地下工程系原系主任曹文贵看来,所谓管涌并非“随时可能导致”,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已。
曹文贵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管涌是否发生与周围环境关系密切,最关键的是“水力梯度”是否达到临界点。“水力梯度不达到一定的数值就不会发生管涌。”曹文贵解释说,这与相对位置、地下土质及周边环境等因素有关。
“如果古城墙距河岸真有100多米,发生管涌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地下岩土工程研究的专家,曹文贵在初步了解古城墙环境后,很快作出判断。
至于古城墙地下的具体土质构成,由于未参与项目论证,曹文贵无法接触到实地数据。不过据记者了解,前期地质勘察资料目前无论是考古部门、建筑专家,还是万达基坑工程的监测方,均未完全掌握。这不禁令人对前期保护方案讨论的科学性产生疑惑。
另一方面,就算没有古城墙,基坑也得照挖。
在古城墙沿线的湘江东岸,地面早已是建筑林立。万达广场的设计高度更是高达200米,成为长沙新崛起的沿江超高层建筑代表。其基坑开挖深度超过12米,是长沙市目前在建建筑中基坑开挖最深的三个项目之一。该项目本身的巨大体量就已对防汛安全构成隐患。
2011年4月,为应对湘江汛期和雨季,长沙市建筑工程安全监察站发布通知,要求对在建深基坑加强安全管理。万达广场项目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万达广场基坑工程第三方监测项目负责人、湖南省勘测设计院工程师方怀忠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出示了一份数据。该数据显示,万达基坑底部标高(即海拔)为24.3米,地面标高约36米,基坑开挖深度约在12米左右。按照原有建筑设计和工程规范,基坑将打到基岩面,并深入约1米。“这与古城墙无关。”方怀忠说。
记者从湖南省文物考古所获得的一份最新发掘报告中则显示,已发掘出的古城墙“残长120余米,顶部宽约5.7米,底部宽约6.2米,高约1.8米”。由于发掘工作尚未完成,其完整高度未知。但负责现场发掘的长沙市文物考古所负责人告诉记者,古城墙的掩埋层大约还剩5米左右。
也就是说,这段古城墙无论长、宽、高,完全落在原定万达基坑范围之内。
措施:原址保护究竟是否可能
据了解,为保证周边环境安全,在建筑基坑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支护和防排水功能必不可少。而这些必备的功能现在却成了古城墙保护的“技术难题”。
曹文贵告诉记者,为尽可能避免地下水渗透,工程上已有诸多方法。比如打孔注浆。专业的设计、施工单位都能做到。如要毫发无损地保护古城墙,就要建造更严密的防水圈来切断它与外部水的联系,这可以通过在基坑的侧面和底下注浆的方式实现。这种被称为“帷幕注浆”的方法同样可以抵抗即将来临的春汛。
方怀忠则向记者表示,目前古城墙所处基坑的“帷幕注浆”工作已经完成。而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包括渗水、沉降、变性在内的各种指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管涌问题更是不必担心。
柳肃表示,前期他曾错过市政府组织的一次重要讨论会议。参会的有地质、水利、文物、建筑等单位的专家和领导。但水利部门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
记者试图联系水利专家时,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则表示,他们只负责宏观层面的工作,比如规划制定和工作检查,具体到某个项目的实际情况他们也不是很了解,但“风险总是存在”。
在柳肃看来,困难似乎被水利部门夸大了。他推测,这本质上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或时间问题。只要利益能协调,时间可允许,原址保护并不困难。关键是各相关方能否真正达成共识。
在采访结束时,长沙市文物考古所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长沙古城墙原址保护并不困难,与之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早已有成功先例。
据该负责人介绍,最典型的案例当属广州的汉代“水关”遗址,该遗址为纯木结构,对防水的要求更高。发现时同样处于一个大型商业项目的地下,而且位置距离珠江很近。值得庆幸的是,广州政府对该遗址的保护给予了充分重视,并进行了细致的技术研究,商业广场建设方也很快更改了原有方案。该遗址现已与商业广场唇齿相依,成为我国首个在商业建筑内部实施遗址原址保护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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