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事件，使得历史风貌老建筑的保护成为社会热门话题。2月9日，北京市区文物部门宣布，对拆除“梁林旧居”的开发单位华润公司处以罚款50万元，并责令其恢复所拆除旧居建筑原状。对此，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日前在沪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次事件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再次敲响警钟。阮教授认为，从深层次解读，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中不少人，甚至包括不少干部，对历史文化的价值和其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兴旺意义缺乏认识。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对此破坏有的视而不见，有的甚至甘做“败家子”。为此他竭力呼唤“对历史文化应存敬畏之心”。
为民族为历史留住祖先的根
阮仪三，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文明”对自然、古迹的毁灭，他痛心、愤怒，奔走上书，四处疾呼，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延续，不惜撞得头破血流，以其特有的方式拼力保护中国古城遗迹：“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为震后的丽江成功“申遗”；进入21世纪，他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冯骥才称他是“斗士”。他因此荣获了“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和“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我保护古建筑绝不是为了这些荣誉，而是要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留住祖先的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阮仪三坚定地说。他进而分析道：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中。建筑是优秀的民族文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最形象、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艺术形式，是文化的记忆，是城市的记忆，是历史的记忆。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
法规不全执法不严，破坏难以控制
面对历史文化名人故居和城市优秀建筑时遭破坏的现象，阮仪三认为：主因是法规不全，执法不严，破坏难以控制。
“在立法方面，或说立法观念上，我们是比较落后的。”阮仪三直言不讳，他举例道，1840年法国文学家梅里美提出保护历史建筑，被任命为第一任历史建筑保护局局长。1907年法国有了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1962年法国公布的《马尔罗法》规定：除建筑物本身以外，对建筑物周围环境也要保护；对于重要建筑物，80至100米范围内所有建筑不得随便拆除，拆除要经国家批准。此后，欧洲所有先进国家陆续公布了自己的城市保护法。再说日本，1897年的《文化财保护法》，正式提出保护历史建筑；1966年，《古都保存法》明确了对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城市如京都、奈良、镰仓等进行全面保护。而美国，一些十八、十九世纪的房子更得到认真保护。百年老校芝加哥大学得到完整保护，连一棵树死了都要追究责任。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只有“文物法”。对那些未列入“文物”的历史城镇、名人故居、优秀建筑等，又该如何保护？这里单单依据文物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完善文物法和立新保护法已刻不容缓。
其二，是执法不严。如这次“梁林事件”弄大了，有关部门才出来，但罚款只有50万。这已是依照“文物法”第六十六条中“最高的罚款”。而50万对一个地产公司来说，真是区区小数。
上海“保护条例”令人欣喜
值得欣慰的是，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一些地区也开始做出有益的尝试。阮仪三高兴地说，2003年，上海出台了一个名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有关保护历史街区和建筑的法规。虽然这只是地方法规，但上海已经将对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实施保护列入了法律保障体系，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正是依据这个条例，2004年，经过对中心城区内有历史文化风貌价值、较完整成片地区的系统调查与研究，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了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达27平方公里。
这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建筑或记载着世界建筑的精髓，或演绎着海派石库门的精致，或传递着城市历史文化的气息，风格迥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珍贵的保留价值。阮仪三动情地告诉说，在这12个文化风貌保护区中，有一个是在他的强烈呼吁下保存下来的，那就是虹口区提篮桥犹太人历史风貌保护区。二战期间，那里曾住过3万多名犹太人。阮仪三调查后，发现包括当时的摩西教堂在内，大部分弄堂和建筑都还存在。而当时那一带已被划为北外滩地区，拟进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阮仪三急得即刻打报告给市里，才制止这差点又将铲平一个风貌区。事后，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已经92岁的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银行行长，来到当年在上海的家。他告诉别人：“当年我们在这里很苦，瞧，这是爸妈睡的大床，这是姐姐的床，那边是我的小床。”说着说着，热泪盈眶，“我真的感谢上海，在我们犹太人被全世界赶尽杀绝时，这里收留了我们。”犹太老人重返故地，找到了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全世界那么多犹太人纪念地，唯有上海保留着活的“诺亚方舟”，物在，纪念意义就在，犹太人会一代代传下去，这不是我们的骄傲吗？”阮仪三信心十足地笑着说，“你看好了，这地方，以后肯定是世界遗产！”
不过，阮仪三透露，就算依据这个条例，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率还是非常少，才632处，共2138幢。伦敦的城市规模比上海小，可它保护建筑是1万处；整个英格兰有60万处；日本更多达100万处。所以相比之下，他们对城市遗产保护意识是如此强烈。这方面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保护古建筑，不是造假古董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反观近年来城市发展，千城一面，处处是钢筋水泥“森林”，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气息几乎荡然无存。对此，阮仪三有点无奈地说，我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但是唐宋时期的建筑遗迹已经难以看到，甚至一些建筑师为了研究唐代长安的规划布局而到日本的京都去，日本古建筑修复用传统方法，连斑驳剥落的地方也不加掩饰涂彩，刻意保留岁月的脉络印迹。反观我们的一些地区，拆除民国时期的房子也是觉得不可惜，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阮仪三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许多人的保护意识和观念很落后，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意。我们一些人觉得拆了之后还可以重建，但事实上，历史遗产最大价值就在于保存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积淀。保护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在保留古建筑基础上原样原修，让老建筑延年益寿，更不是新造个“假古董”。
对于这次“梁林故居”要恢复所拆除旧居建筑原状，阮仪三在唉叹中表示，“眼下也只能用重建的办法来‘保护’了”。他建议：应该首先把原来的资料好好研究，恢复古建筑。“我建议是几个原：原来的材料，原来的工艺，原来的样式，原来的结构，还有就是原环境。”
阮仪三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恪守“原真性、整体性、唯一性、永续性”。关于“原环境”，他补充说，一个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其环境一同存在的，不仅要保护其自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整体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风貌。因为历史街区连片的建筑群体，保存的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区域格局，它显示着城市发展过程的历史信息，最能反映城市的特色和风貌。“民居类的古建筑失去环境，其价值就大折扣。”
阮仪三
苏州市人。1934年11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并留校。现任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
推荐阅读：
古城旅游 开发与保护之惑
大湖古寨里有36祠堂72街巷 如今仅有2户人居住
别让利益黑洞吞噬城市古建筑
吉林清代乌拉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