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故居”被拆谈历史建筑保护

    落架维修是托词原样修复存误区

    主持人：这次我们还听到了一个说法“维护性拆除”。这个解释成立吗？

    伍江：“维护性拆除”的说法，就如同“杀死性治疗”的说法一样荒谬。开发商那么说，是他们不懂。不过，我们也听到了主管部门的解释，说是对“梁林故居”进行“落架维修”。这是个很专业的名词，但是却被用来描述了一个不对的事情。混淆了普通百姓的视听。我们说的落架维修，是针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种特殊维修方法。在“落架维修”中，老旧的房屋构建被小心拆卸下来，清理维修后，重新原样搭建（古代木结构的房屋各个结构之间的连接主要都靠榫头，因此使得这种方法非常简单），这个过程中，房屋原来使用的材料和工艺都没有变，每个部件也都在原来的位置。对于现代的砖石结构的房子，事实上很难做到真正的落架维修，必须做到对每一个构件和每一块砖石都编号，保证它在重新砌起来的时候还在原来的位置。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最后还露出了狐狸尾巴——相关部门称，将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来进行复原设计。如果真的是按照落架维修的要求做，何须另外找公司进行复原设计？如果“梁林故居”真的是危房，那就应该早早地请有专业资质的文物保护机构来进行维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拆除。

    主持人：有关部门说，考虑原样复建，再造个一样的。从专业的角度看，这样做合适吗？

    张松：建筑、院落都拆完了，按文物法相关规定就不要再重建了。保持现在的残破面貌，然后在旁边立一个碑，把这个地方的前世今生记录一下，告诉后人，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故事，后来怎么被拆的，让后人知道我们当年是如何犯傻的就可以了。

    伍江：在对老建筑的保护中，有不少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房子老了，拆掉重新盖一个一样。要知道，建筑带有文化信息和烙印。按原样造个假的，文化信息就没有了。这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中强调“原真性”的原因所在。令人担忧的是，在老建筑保护的工作中，有不少人，特别是不少政府官员，对于所谓的“原样修复”的做法还是认同的。

    张松：最近五六年来，保护性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令人担忧。所谓保护性破坏，就是以保护的名义修缮，或者拆了重建。譬如北京中轴线，它是古代城市建筑中最辉煌的一个空间秩序。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有一些局部的改建，总体上看，做得还不错，高度、景观控制都还行。可是，现在听说当地一方面想要将中轴线申遗，一方面却在计划将那一带原有的四合院等建筑拆掉，盖仿古风貌的新建筑。我觉得相关部门一定要想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有《世界遗产公约》和相关国际宪章文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是文化遗产保护最为关键的因素，文物古迹首先应该是真的，周边环境应该是有关联的整体。拆了旧的重新造新的，或者留下孤零零的一个老建筑，将周边环境都改造甚至破坏了，都是违背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的。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能功利心太强

    主持人：“梁林故居”的事情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其他更多的需要保护的老建筑。上海的名人故居保护情况如何？

    伍江：目前在上海，从政府到开发商，对于老建筑的保护总体而言还是相当重视的。有的区针对名人故居保护还专门建立了很有效的管理机制。不过，还有很多名人故居没有被发现，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有一点要特别提到的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名人故居，建筑本身的状况还比较好，在保护问题上难度不大。如果建筑本身的状况不佳，属于危房，是否会遭遇到“梁林故居”的命运，还很难说。

    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些状况还不错的名人故居，比如巴金故居，修缮后作为巴金纪念馆，大家都意见一致。但是，一提到保护石库门，就会有争论。觉得很多石库门房子太破旧了，没有保护价值。但是，老建筑是否值得保护，不是看它的外表好看还是破烂。难道能因为妈妈长得丑就不要妈妈？

    主持人：有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保护老建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到底是为了什么？

    张松：现在很多地方的保护项目多是出于功利目标的。没有经济价值就不保护。保护下来的那些，相当部分都是为了开发旅游和所谓的文化地产。

    要知道土地不只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景观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等等，文物不只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实物，还应包括任何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质形态——城市空间、生活场所、历史环境。北京、上海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保护这些老建筑，和我们现在大力提倡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造宜居城市等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希望地方政府既要在宏观政策上高度重视，又要在具体行动上真正做到创新驱动。

    借鉴国外模式将老建筑发挥保障房功能

    主持人：国外在老建筑保护方面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可以让我们借鉴的地方？

    张松：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阶段，欧洲也曾经历过。但他们的时间比较短，造成的破坏也就没有那么严重。保护的早期，欧洲对老建筑的保护也着眼于“帝王将相”的房屋，但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欧洲开始保护老街区——即开始重视保留老百姓的历史。这些平民居住的老房子记录的是公众的历史，是区域社会网络关系，它们是具有识别性的场所。现代社会中，很多城市都面临着特色危机，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也隔断了过去的社会网络关系。很多人怀念老式里弄里，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保留下这些老建筑，也是留下城市的历史痕迹和市民的生活记忆。

    老旧房屋需要花钱修缮维护，欧洲的做法是会给予房屋的居住者50%的补贴。美国则是会在个人所得税上给予优惠。在欧美，还有另一种方式，政府将老建筑的产权买下来，进行维修改善后，作为类似我们的保障性住房，租给低收入者或学生。这种方式很值得我们借鉴。

    以上海为例，这些年来，新盖的房子使得城市用地蔓延过大。与此同时，在市区还有大量的里弄住宅等老建筑。一方面，老弄堂重生需要资本投入、外观修缮，但最重要和最为基本的在于原住居民的环境条件改善与生活状态延续。另一方面，即使原居民不愿在这里继续居住，这些老建筑产权大多在国家或地方政府手里，如果政府花钱进行适当的整治改造，作为保障性住房、公租房提供给低收入人群居住，那将是双赢的事情——改造老房子花费不会比到郊区盖新房子更贵，而低收入者也不必烦恼住在郊区给工作生活带来的不便。

    结束语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题。“梁林故居”的命运，让我们看到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识到保护和利用的辩证关系。更重要的可能是提高全民意识，自下而上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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