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尴尬

    财新记者：保护古建筑的意义何在？

    阮仪三：那些古建筑里面留存了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古人的文化传统。

    比如房间布局，与现代人就不一样。中间是堂屋，旁边是厢房，前面是前厅，后面是后进，建筑里讲究中国的传统礼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合家团聚。

    比如天井，有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什么有天井，因为人离开不了天地，不仅仅采光，还要供祖宗、祭神明，香要散出去，哪有闷在房子里烧香的。一烧香要把窗户、门打开，拜天地，祭奠先人酒要洒在地上。这种礼仪亲情的关系，都涵在建筑中，留存了古代人的生活习俗、方式，包含很多哲理、人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

    你把它们拆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现在造的房子很现代、舒适，但是把人的关系都忘记了。

    财新记者：现在的城市建设中，合理布局和有序规划有哪些新的表现？

    阮仪三：什么叫城市规划，即对一个城市合理发展的策划和计划，计划是经济上的，策划就是理念上的。我们做规划就是把策划和规划弄到具体的地上，地面上造什么房子、修什么路，城市规划要解决城市里所有生产、生活、交通以及休息的四大矛盾。

    四大矛盾也是四大功能，首先是生活，第二是生产，第三是交通，第四是休息，城市规划是解决城市中的这些矛盾，现在还冒出一个污染。合理布局下会出现很多桥梁、公路、公园、水面等，从古代到现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是有变化的。

    财新记者：现在也有很多打着古建筑保护的名号，做商业开发的。比如之前的开封宋都事件。

    阮仪三：开封的保护是我们做的，包括内部的详细规划。最近的事情是媒体误读，开封市最近弄到一笔钱，可以启动旧城更新了，在媒体采访的时候，牛吹大了，说后面还会有几千亿投资。

    古城搞旅游、商业开发，话也没说错，但是搞旅游开发，首先要满足人民需要，然后才是旅游开发，旅游开发是有序的。很重要的原则是，古城不可能重建，历史上从来没有重建过、模仿过古城建设。

    旅游业发展起来后，建筑保护也功利了。如果只为发展旅游，必然会不合理利用，为了赚钱乱修，商业太多会使环境遭到破坏。要尊重历史建筑，遵循合理科学的修缮方法，要采取措施控制商业泛滥，并要保留老的居民，这就是生活的延续性。

    我认为一些古建筑修缮后做私人会所之类的用途，不能一概认为是错误的。建筑的使命本身就是要满足不同时期的人类需求，比如外滩建筑群。

    财新记者：听说有些地方政府在建项目时明显违规，例如他们会按规定提前进行地下文物勘探吗？

    阮仪三：不做，他们省掉这道程序。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按照文物保护和地下建设的规定，在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地方搞建设时，比如开挖地铁、建地下车库等，应该对地下结构进行勘探的规定动作。从技术上看，这是个挺容易做的工作，老师傅们打几个洞就知道地下有没有墓穴、土层有没有被动过。

    省掉这道程序，除了经济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真发现了遗迹怎么办？修改规划更改线路？还是停工等待考古保护？他们怕麻烦，所以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在陕西、河南这些遗迹颇多的省市，被糟蹋掉的宝贝不在少数。

    财新记者：保护改造老建筑的资金来源有哪些？

    阮仪三：在中国，纳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建筑才有财政资金支持，这部分资金视各地经济情况来看的。苏州之类的经济发达地区，每年有数亿的资金，落后地区就不行了。大部分政府不太愿意承担，因为看不到短期效益。

    欧洲的老百姓都很愿意自己做保护，但中国人不会，因为中国所有房子都是国家的。国外也有很好的补贴政策，中国没有。英国法国都有成熟的基金，我们国家的保护基金捉襟见肘。我每次派我们基金的成员去做调查，都要抠着钱花。

    记者点评：中国古建筑保护一直在蹒跚前进。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千城一面”、“造假古董，毁真文物”、“保护为名，商业开发为实”的尴尬比比皆是。

    建设部不久前一个学术会议上透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四万件国宝级不可移动文物受损，其中两万多件是城市建筑。

    那些价值难以衡量的老东西和城市“发展”之间究竟哪个更重要？古建筑的价值何在？如何保护？如何利用？这些问题一直伴随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

    由谁保护和保护资金来源是古建筑保护的关键所在。目前在《文物保护法》框架下，财政资金的官方保护成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的惟一成熟模式。然而，覆盖面和执行状况难尽如人意。

    欧洲在古建筑保护上很有成效和经验。英国的国家信托模式，独立于政府之外进行遗产托管，修复之外还进行改造和经营；法国的REMPART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联盟，集合志愿者对保护建筑做义务修复。它们的资金大部分则来自于基金会之类的民间资金。

    中国古文明的保护，已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