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基本上是一种话语的存在。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曾经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文章的副标题是“解读‘五四’言说史”，采取的视角是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到1999年间五四“逢十”纪念日里报刊的纪念文章，透视不同时期的“五四”被赋予了哪些不同的内容，选取的报刊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采用“素描的”办法勾勒“五四”言说的概貌。具体的操作是，从这些报刊的纪念文章里抽取关键词。六个十年里的六个关键词依次是：革命路线、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再教育、解放思想、体制改革、振兴中华。如此钩稽、素描，正如作者所说的，在斑驳的历史图景中凸显了在“五四”纪念上隐含的“政治风波”、“思想潜力”、“道德陷阱”。

    在这样的言说中，“五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确实是难以回答的了。即使是在信史的秉笔直书中，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放射的光线，形成的冲击波，播散的烟雾，恐怕也总是因后来者的叙述所站立的位置而颇为有别，各异其象。但是，不管怎样，历史的书写若要真正将我们带入那个年代，必不可少的是细节的再现。在我们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若去关注一下它的一些细节，或会对这“早已定论”的一段历史产生更多的兴味；细节本身呢，恐怕也会因你的把玩与体味而从宏大话语的躯体上脱落下来，生发出别样的滋味。

    譬如，五四运动直接导源于中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的失败。当时正值南北之争中的中国政府，组织了一个由各方代表构成的63人代表团，南方北方、研究系安福系、亲日亲美者各有其人。甫一到任，代表团内就因职务高低、利益所系而在名单排序问题上出现争执，王正廷要排在顾维钧前面，北京政府则坚持顾维钧排在前面。到了四月初，王正廷打电报到上海各报馆，指控有“某些卖国贼”又没有明说，于是猜想多多，先是梁启超遭受怀疑，引来轩然大波，后才慢慢指向章宗祥、曹汝霖。四月下旬，上海又谣传顾维钧欲与曹汝霖的三小姐订婚，使这位代表团中的强硬派备受困扰。于是可见，在“外患”的舞台上，“内讧”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当这些剧情上演的时候，舆论的引导和控制是基本的导演策略。向各个报馆爆料、用国外记者的通电、让报纸整版报道，这些舆论的技巧在当时的政治博弈和权力斗争中就已经用得很是娴熟。

    又如，1919年5月4日那天有两个“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一个是用白话文写的，由罗家伦临时草拟，后出现在游行示威的队伍中；另一个是比较正式的宣言是事先用文言写好的，措辞更加激烈，甚至有“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也”这样的表达，但这个宣言没有出现在北京的游行集会中，而是后来散布到全国各地。周策纵先生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中赞扬前一个宣言生动简洁，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那么后一个呢？好像难以从所使用的语言本身来说事了。其实，当时有用工整的对联书写的条幅，也有用现代白话书写的标语口号，还有用英文、法文写的标语口号。这种中外文杂处、白话古文交错的语言使用，或许恰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在寻求适切的表达之际，于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的境地。解救了学生后即辞去北大校长之职的蔡元培，给学生留下的字条中引经据典地说“杀君马者道旁儿”，表达如此深奥，引起无数猜测。这不也在说明，那时的精神领袖们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仍难以现代的方式言说。

    再如，五四运动发生之际，孙中山先生正蛰居上海、潜心著述。他在私下里高度评价学生运动，却未见公开发表一言，有一老同盟会员写信询问，他回复说：“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1919年5月20日，他的《孙文学说》在上海出版，谈论革命知易行难。当学生领袖罗家伦、许德珩等人去拜访他，希望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时，他说“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当孙文这样教训、指导学生，引起学生激辩的时候，辛亥革命的光荣和梦想、失败和阴影是不是又一次笼罩在“五四”的场景之中呢？孙文对学生们关切的问题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正面回应的能力？

    历史上的一些细节，在有些思想家那里，成为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对“五四”，我们了解的细节有多少？关注一些“五四”的细节，或可避免情绪化地看待历史，避免带着给定的“答案”去看待历史，避免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标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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