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坐落在广东阳江十里银滩上的海上丝绸博物馆里，已经进行了一个月的“南海1号”第二次试发掘工作基本结束了。领队刘志远疲惫中带着兴奋：“这次我们确定了船首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试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以往没有使用过的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部副主任，刘志远对于首次在沉船考古中使用包括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全站仪在内的高科技仪器更是津津乐道，他认为此次试发掘达到了提高科技含量及学术研究能力的目的。
次日，几百公里外的汕头南澳岛海域，“南澳1号”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启动。风平浪静的天气，让“南澳1号”水下考古队队长崔勇非常高兴，根据精确绘制的潮汐洋流图，考古队员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时机，一次次下潜，测量、照相、绘图……而在配合此次考古的“南天顺”号打捞船上，减压舱、水下三方通讯设备、水下摄像器材……高科技设备一应俱全。崔勇说，水下考古离开这些“高技术”可玩不转了。
何止是水下考古，在整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技创新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保护的理念、手段和成效：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南海1号”整体打捞与保护项目等，都以其重大的科技创新以及在文物保护实践中的成功应用，成为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的杰出代表。
“南海1号”的整体打捞发掘方式及其饱水环境下整体保护的方法，标志着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深化相关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总结出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积累了一批相对成熟的出水文物保护技术，可以根据质地、类别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使出水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同时，随着水下文化遗产基础研究工作不断深入，水下考古学及出水文物保护等的理论与方法也有所提升。
为了在原址保护被称为“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的白鹤梁，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很多科学家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最后，上海交通大学葛修润院士提供了水下无压容器的方案，该方案充分体现了文物保护“原址、原样、原环境”的保护原则，解决了以往压力容器方案存在的重大技术及经济问题，避免了“就地保护、异地陈展”方案的缺憾。在经过大量探索性研究后，解决了交叉学科、跨专业的复合性技术难题。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开放的原址、原环境保护、展示水下文化遗产的专业博物馆，它的建成既是中国原址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大胆尝试，也是中国文物事业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和代表性案例。
据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曙光介绍，我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无比辉煌的航海史……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十分丰富。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演变为开放的复杂系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科学技术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必须依靠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通力合作。据了解，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从近海海域扩展到远海海域，从单一部门主导发展为多部门积极参与协作。
正是由于科技力量的全面介入，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正在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保护对象已经由沉船及船载文物扩展到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海防和海战遗迹、古港口、造船厂、沿海盐业遗址等多种类型；工作内容从单纯的水下考古扩展到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等多个领域，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手段的科学性逐渐增强，使得技术装备、设备水平显著提升，旁测声纳、浅地层剖面仪、水下无线通话系统、实时差分定位系统等设备在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和发掘中已开始运用，更先进的多波束声纳、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和水下机器人等也开始投入使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在理念、技术、人员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有了极大进步，工作水域已经逐步拓展到西沙等远海海域，以及部分内水水域。据悉，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用船的建造正在论证工作中，该船建造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
据介绍，今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将转变工作思路，着力支持重大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组织开展多学科、多部门合作参与的重大保护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如建立水下文化遗产监控体系，建设水下考古工作中心和基地，加强出水文物保护技术研发，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展中国古代海防工程调查等等。通过这些重大项目和课题的开展，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带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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