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金购得周用的“象笏”吴江望族感恩建“笏园”

    在与苏州社会名门望族交往中，李根源与吴江周麟书（字迦陵）的一段交往则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李根源寓居姑苏，与苏州一班文人学子交往密切。除了章太炎、金松岑之外，就要数费树蔚（1884－1935）了，说起来他还是柳亚子的亲舅舅，曾创办苏州电气厂、织布厂等实业。费氏的韦斋堂上，天天高朋满座，李根源与周麟书都是韦斋堂的常客。

    周麟书是吴江松陵镇人，与李根源同是南社社友。周麟书早年毕业于苏州府中学堂，历任吴江中、小学校长，吴江乡村师范学校教师，是吴江知名诗人，有《笏园诗钞》存世。说到“笏园”的命名，要追溯到李根源。

    周麟书喜爱收藏，尤其是搜罗祖上的象笏、官服、腰带、印章等等珍贵遗物。1927年冬的一天，李根源与周麟书前来参加韦斋堂的消寒会。周麟书拿来了祖上的一幅《归牧图诗》墨迹，李根源欣赏之后，知道明朝工部尚书周用就是麟书的先祖。便将先前在开封用巨金购得的一柄周用的象笏赠予周麟书。就在韦斋堂上，众人看到了四百余年前的象笏，上面还有“周氏六世孙”镌刻的文字。

    得到祖上的象笏，周麟书高兴得不得了，在吴江松陵北下塘故宅园内大兴土木，专门筹建华屋，作为藏室。这座建筑即将建成时，李根源为周麟书的新屋题写了“传笏堂”的匾额，金松岑也作了一篇《作堂记》，周麟书自己又请名家绘制了一幅《还笏图》中堂。“堂成大觞宾客，骈列其家珍冠带，自远而至，当是时也，可谓至盛。”周麟书也算是一个有心人，他时时处处，搜集祖上象笏，历四十余年而坚持不懈，最后搜得象笏150余种，这些古代的象笏对周迦陵而言，既可以作为家珍同时又是国宝。柳亚子先生观赏过象笏之后，曾经赋赠五律《题周迦陵〈还笏图〉》一首，其中有“偶然遗尺笏，合浦珠光灿”等句，咏李根源先生的善举，也赞美周迦陵的美意。柳亚子之后，芦墟南社社员沈昌眉有《周迦陵招饮传笏堂，出示先德遗制百五六十种，琳琅满目，蔚然大观，赋此纪盛》，其他社友及文人墨客也都纷纷作诗填词予以赞叹，成为轰动一时的吴江盛事。

    书写墓志铭更是李根源的拿手“本领”。他为上海义士、南社诗人刘三书写的墓志铭则被传诵一时。

    辛亥革命时期，重庆人邹容19岁就完成举世震惊的《革命军》。1912年2月被孙中山追赠为“大将军”。他撰写的《革命军》，在当时风行全国，成为鼓动人民参加革命的号角，讨伐清ZF的檄文。1905年，邹容著《革命军》，触犯清廷，被关进监狱。刘三旦夕探询，还常常带些油酥饺、如意酥、寸金糖等邹容向来最喜欢的食物前来看望。烈士死后，没人敢为他收敛，刘三哭之恸，为之营葬华泾家园旁，慨然以私人之田园，让地数弓，为埋骨之所。章太炎在《邹容墓志铭》中称刘三云：“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骨，葬之华泾，树以碣，未封地。”又云：“刘三者，性方洁，广交游，业为君营葬，未尝自伐，故君诸友不能知葬所。”这篇墓志铭，由李根源手书。至此，江南义士刘三的大名遂传遍海内外。

    编纂民国《吴县志》留下珍贵历史资料

    而李根源对编撰方志的爱好也是颇值一书。

    当年，吴中绅士为保护吴县古墓葬，有个民间组织，叫吴中保墓会，一度由前清探花吴荫培主事。吴探花突患中风，临终前，将保墓会委托给李根源主持，李根源义不容辞，承担了下来。该会对调查和保护吴县古墓葬作了不少工作。至今，有些古墓葬还保留着该会建立的石碑。由于李根源对吴中古墓葬作过深入调查，所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修《吴县志》时，聘请李根源担任总纂之一，负责修其中的《冢墓志》。这部县志已出版，为三十年代所修地方志中水平较高的一种。

    李根源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如《雪生年谱》、《阙茔石刻录》、《曲石文录》、《曲石诗录》、《松海》等，这些著作，为我国军事、政治、金石、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国故文学等方面的调查、考证、纂修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事实上，李根源在苏州时，过往密切的文化界朋友不计其数，晚年李根源时常怀念在苏州时旧友，曾作《吴门赠友诗二十四首》。其中赠吴湖帆诗为“吴门忆吴装，海上足徜徉。丹青无二手，采笔自凝香。”，赠周瘦鹃为：“园林春事晚，蜀魄听声声。啼到口流血，瘦影绿阴横。”赠范烟桥诗为：“石湖美风月，千古属范家。行春桥下去，蓑笠老烟霞。”

    赠《谢孝思》：康乐乘时会，保全吴文物。存殁均同感，其绩应著录。

    建林则徐纪念碑留住苏州文化丰厚遗产

    李根源对苏州古城文化的贡献意义，远不止于此。

    在苏州市中心北局广场，有一座“林公则徐纪念碑”，碑身虽不高，却朴质凝重。林则徐的英名当然由他的浩然正气铸就，但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真正为他立传树碑的地方却并不多见。那么缘何苏州会有这座林公纪念碑？谁又为林公书碑勒石？林则徐早年曾先后任过江苏按察使、布政司、江苏巡抚，在江苏任职八年，治水利、赈灾民、办漕运、举吏治、改良农业等方方面面都有政绩，急民之所急，为黎民百姓做过不少好事，姑苏后人是一直怀念在心的，只是缺少一个为他树碑的发起人。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夕，在民族危亡之际，隐退在苏的李根源为激励苏州民众伸张民族气节，当仁不让地当了这个发起人，他奋书“林公则徐纪念碑”以志纪念。李根源的爱国思想也称得上是与林公精神一脉相承，“往昔去思碑尚在”，林公碑，正是苏州文化精神中的一份丰厚遗产。

    苏州自古以来佛教兴盛，寺庙繁多，有著名的虎丘山寺、灵岩寺、上方山楞伽寺院、开元寺、文山寺等。对此现为苏州博物馆收藏的《吴都法乘》记载甚详，不失为我们考研吴都佛教文化的重要佐证。然而，《吴都法乘》的留传，与李根源先生不无关系。李根源曾经一直很想求得这套书而未得，后来终于在清怡亲王祠见到这套书的旧抄本，便与主僧商量借抄，主僧答应借十日，于是李根源先生迅速斥资请了二十人“秉烛夜书”，结果如期竣工归还。当时很想付之刻印，以广流传，但终因“兹事体大独力难任”，又由于“人事蹉跎”而没有成功。最后一直到民国25年由“裕甫”诸公于上海景印宋版藏经会印成此书，从而留住了又一份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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