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一路经荥经、汉源至康定,一路经天全至康定。然后经昌都到拉萨,再辐射邻国不丹、尼泊尔、印度,有一条历史最悠久、路况最艰险的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称之为“川藏茶马古道”。
这条充满神秘和布满奇险的古商道,同时也是一条沉淀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边茶文化的贸易古道。千百年来,它曾为促进藏汉地区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铸就沿线藏、彝、汉各民族团结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一条坚实的纽带。如今,昔日辉煌繁荣上千年的茶马古道迎来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雅安市茶马古道研究保护中心成立后迅速启动相关工作。茶马古道则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公元前53年,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蒙顶山上,茶祖吴理真栽下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棵茶树,由此也开创了人工种植茶叶的先河。
由汉而唐,而至宋、元、明、清时期,川藏茶马古道上,一群群背夫一队队马帮将一包包边茶运至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公元1954年12月25日,着名的川藏公路建成通车。崇山峻岭间逶迤盘亘千年的茶马古道人力畜力运输时代宣告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发现,川藏茶马古道其实蕴涵了太多太多的传奇和故事……
千里川藏贸易——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在我国的藏区,流传着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在藏族地区,人们凡婚嫁之事,请客送礼,茶叶都是最为普遍的礼品;走亲串戚,时常以茶相馈;如宾至客来,请人帮忙,相待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在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跤等比赛,尚以茶叶作奖品,奖励优胜者。到寺庙念经,须熬茶布施……”
同茶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国家级评茶师李洪奇说,实际上在青藏高原地区,人们过去根本无法离开对茶叶的需求。
“由于青藏高原海拔较高,加上交通条件不发达,高原地区普遍缺少新鲜蔬菜,人们每天都需要饮用茶叶来分解牛羊肉等高脂肪、高蛋白类的食物,并从中摄取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脚下一双鞋爪子、背上一个背夹子,手里捏着汗刮子……解放前,在雅安至康定的茶马古道上,背夫跋山涉水,翻越着名的大相岭、飞越岭、二郎山等,背着沉重的茶包子经泸定走进藏区。
在密林之中,一队队马帮也驮着茶包逶迤而行。
1939年春夏,“中国电影之父”、着名摄影师孙明经就用他手中的摄影机拍摄下了一幅幅经典的茶马古道情景。在他之前,法国外交官方苏雅、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俄国人顾彼得、化学家路得·那爱德等西方人士,都曾在川藏茶马古道上留下一张张黑白的茶马古道照片。
在天全县着名的茶马古道驿站甘溪坡,当年的“茶背子”李忠全老人回忆他在茶马古道上背茶包的情形时说,他18岁起就开始背着边茶去康定,一直背到1951年。“当时背夫背茶是很普遍的,光是甘溪坡就有四五十人!”
“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还家。”沙哑的嗓音,和着浑厚的唱腔,唱出了茶背子们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艰辛与苦难。
在荥经的新添古镇,在大相岭上的凰仪堡,在汉源的泥头驿、化林坪、飞越岭,一直到泸定、康定,再随着康定锅庄里的马驮子,一包包藏茶被运往藏区。
在高原的帐篷里,藏民们为远到而来的客人们端上一碗碗香甜的酥油茶;在茶叶产地雅安,采茶、揉茶、搓茶、溜茶、蒸茶、晒茶,捡茶、打包……一道道工序,把川藏两地的人们紧密地连结起来。
作为中国的藏茶之乡,“川藏咽喉”雅安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茶号和茶商。
“仅仅在清朝时期,雅安的天增公、孚和、义兴、裕兴、公兴等茶号,规模都十分庞大,几乎整个藏区都有他们销售的茶叶!”在雅安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一家茶厂的工人说,他们祖上几辈人都是做茶出身。
古道藏马换边茶——“茶马互市”奏响汉藏贸易最强音
相关资料记载,我国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盛于宋、明,止于清代,存续1000多年。《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贡奉朝廷后作为和蕃礼品带进藏区。相关史料还记载,最早的茶马互市是“开元十六年(728年),唐、宋以来朝廷对茶叶实行垄断,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政策”以茶治边“,雅安藏茶迅速发展。宋熙宁七年(1074年)在雅(今名山新店)设茶马司,这是目前我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
从雅安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称之为大路茶。明朝时期,黎、雅、碉门成为边茶的最大市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稚,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
一位资深南路边茶专家说,除此之外,明洪武年间还因岩州设市,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通往泸定岚安的茶道,该道俗称”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清康熙年间,随着泸定铁索桥的建成,这条路线亦相应改变。前述从打箭炉(康定)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称康北道,清初又开通了康南道,即从康定出发,经稚江、理塘、义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与康北道合,此道开通后从打箭炉入藏多经此道。
专家介绍称,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十担,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南路边茶运往打箭炉(康定)销给藏商后,藏商需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花包“,若运至西藏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迭打包。
据《天全县志》载:宋朝熙宁年间,天全茶马比价为一匹马换茶一驮(每驮重50公斤)。崇宁年间一匹四尺四寸大马,换茶120斤。到了明代,改为上等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马一匹易茶60斤。
宋朝在榷茶制、茶马互市和以茶治边等茶政的实施上,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四川的茶叶由此开始成为交换马匹的货源,在雅安(雅州)、汉源(黎州)、天全(雕门)设立易马场易马,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四川茶叶产业的发展。统治者通过对茶叶的垄断,达到了‘以茶治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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