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古村落现状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大地上古村落正在迅速消亡的现状。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它、阅读它，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很快消失不见了。历史文物遗迹消亡是否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逃脱的宿命？在城市化改造中该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

    冬日的暖阳下，凤凰古村散发着静谧的气息，这个具有典型中国南方广夏建筑艺术风格的古建筑群已历经数百年的风霜。村中多书塾，相比修葺一新的顾三书室，茅山公家塾门口仍是一把铁将军镇守，从栏杆往里望，庭内断瓦残垣，杂草丛生。“里面有一副清嘉庆年间的八仙图，非常精美，原来只能见到七仙，后经抢救八仙清晰可见，但是如果整个房子一倒塌就什么都没有了。”欣慰、焦急，作为宝安区文管办主任，宁建文的语气中各种情绪纠结着。

    焦急，是他亲眼目睹了不少古村落在城市化浪潮中被浪花击打得灰飞烟灭时的最强烈感受。2005年他到民治白石龙营救文化名人旧址时，那里还是一大片古民宅，但如今那些古民宅很多都被拆掉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而谈起新安上合古村的古建筑群，他更是扼腕叹息不已，“雕梁画栋，壁画什么的都栩栩如生，但是现在除了市级文物黄氏宗祠古建筑群，其他的都没有了。”

    宝安古村落现状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大地上古村落正在迅速消亡的现状。在今年9月份举行的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共同对话古村落保护问题。冯骥才大声疾呼，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它、阅读它，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很快消失不见了。历史文物遗迹消亡是否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逃脱的宿命？在城市化改造中该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

    38处古村落剩下不到10处

    宁建文手上有这样的比对数据。宝安是深圳市的文物大区之一，不可移动文物点占了全市的一半以上。2005年文管办工作人员对全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普查时，宝安区当时还有38处古村落，现在保存较完整的古村落只剩下不到10个了。

    查阅当年编制完成的《深圳市宝安区38个历史文化古村基本情况及保护规划初步设想》可知，当时宝安区选定了保存相对完好的历史文化古村38处，其中文物价值较高、保存现状较为完整的有8处，文物价值较高、保存现状一般的有10处，而文物价值一般、保存现状也一般的有20处。“这38个古村，是目前还具备较高或一定文物价值的村落，我们不能再失去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呼声犹在耳，但如今的实际情况是，不少历史遗存下来的古村已经彻底成为历史记忆了。

    即使保存下来的诸如凤凰古村，如今也深陷农民房的包围圈中。在古村中穿行，不时可以看到现代的水泥房横亘在老宅中间，而对于讲究整体风貌的文物保护来说，这无异于画作中的败笔。

    驴友林小姐在一次徒步中被观澜古墟、贵湖塘围村给惊艳了一把，在深圳住了多年的她从未想到观澜还有这样充满了历史人文的宝地。在陶醉的同时，她也感觉到古迹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她注意到卖布街其中一些老宅子遇了火灾，给烧了个面目全非。而墙上“文物保护，保护文物，烧了找谁？”几个刚劲的繁体大字更是让她心有感触，她在博客中写到，“老墟是时间的伊甸园，你还能看到它过去的繁荣，趁着它还能勉强矗立迎接你的时候，去看看它吧。”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正在进入到收尾阶段，宝安的普查结果让宁建文有喜有忧。喜的是新发现了一批，遗憾的是也有不少以前发现的现在消亡了。他告诉记者，从规律上来看，新安、西乡等城市化较高的区域损毁情况严重，“一些偏远的区域境况要好点。”

    个人产权的保护困境

    “目前宝安区的国有以及集体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都能受到很好的保护，特别是一些宗祠类的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文物保护单位当中保护得最好的一类。”但令宁建文感到棘手的是，个人产权的文物保护单位占了全区600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点中的大部份，最难受到保护的正是这些属于个人产权的民宅类文物保护单位。

    很多个人产权的文物保护单位正面临着被破坏、被损毁、被漠视的尴尬境地。有些古宅已经破损不堪，但是找不到原来的业主来进行修缮；而有些却随意给古宅贴上瓷砖，加上琉璃瓦，固然是修葺一新，但是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风貌。

    政府对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落保护和村落古建筑产权属于私人的矛盾一直是古村落保护困境，只有突破了产权瓶颈才能最终有效将古村落保护下来，这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共识；否则将只能在局部重点进行小修小补。以凤凰古村为例，如果要整体性进行保护将各私有产权收购，涉及到的经费将上亿元。

    虽然现在文物保护的知识普及度比以前更广，不少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保护古文物的重要性，但是还是有些村民包括股份公司的干部不太理解。曾有不少村民不满意自己的古宅被贴上受保护文物单位的标签，影响改造计划；也有一些需要修缮的古宅业主找上门来，表示既然政府给定位为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就应该是政府的事，应该给予补贴。

    对此宁建文颇感无奈，他告诉记者，对于修缮的资金来源问题，《文物法》第二十一条是有规定的。即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序帮助；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但还是有些人不能理解。”

    将出台古村落保护规划

    宁建文至今都津津乐道几年前的观澜红楼平移一事。2009年位于宝安观澜的雕楼“红楼”在经过6天缓慢前行后，平移了43米。在他看来，此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旧村改造过程中不加选择地乱拆乱改，对可能遭到破坏的重点文物进行紧急重点保护，对古村落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局部保护。

    这一事件从某种技术程度上昭示了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本不矛盾，城市化也并不意味着喜新厌旧，如何让城市发展与历史遗迹保护协调起来，恰恰应该是城市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毫无疑问保护古建筑最终要突破产权困境。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苏州经验或许值得借鉴。据了解，在古建筑保护上，苏州遵循产权多样化、抢修保护工作社会化、运作市场化三大原则，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购买或者租用古建筑，而对于古建筑业主自筹资金修复古建筑的，政府给予奖励；无钱维修的，政府给予置换或者购买。对重要古建筑统一造册登记，挂牌保护，在保护区域内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拆建、改建、添建。

    对于宝安的古村落是否可以走旅游开发保护的路径，深圳市著名文管专家赖德邵表示，旅游开发要有特色是有可能，应该也是有生命力的，但是也要看这么多的古村落是否真正有旅游价值。而对于借助版画文化产业对古建筑维护情况堪称范本的观澜古村落，赖德邵认为其经验不可复制，“只能有一个版画村，而且政府现在还在不停地垫资。”

    在宁建文看来，从制度层面来对古村落进行保护也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一个宝安区古村落保护规划正在酝酿出台之中。规划中提出将建设保护控制地带，有价值不可移动文物将被划入控制地带，如在该地带进行的工程将与文物相冲突时，必须事先报有关单位，“从法律层面来保护是最好的，不然人家会说我自己的东西你们凭什么来管。”

    采访时，宁建文向记者透漏，今年宝安区开始了对王大中丞祠、虔贞女校、铁仔山古墓三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护工作，记者查阅获知，这正是被写入宝安“十二五”规划的其中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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