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包括中、美、法、德、日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代表和专家共250余人齐聚“2009’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表明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研究、保护、管理和利用的科学探索渐成“显学”。随着近年来几个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被除名,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世界文化遗产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今年是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0周年。11月3日,为期5天的“2009’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0周年纪念会”在渝闭幕。在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和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先后从《世界遗产名录》中被除名后,世界文化遗产如何走出适合各自特点的持续发展之路,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大足石刻过去10年来在研究、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在这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围绕大足石刻研究、石质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文化旅游策划与创意研究等会议主题提交了102篇论文,举行了26场专题学术报告会,近百位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学术交流报告。11月2日,与会专家学者赴重庆市大足县对北山和宝顶山石刻进行实地考察,就如何不断揭示和丰富大足石刻的文化内涵,提高大足石刻科学研究、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的水平,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方案。

    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所有石窟造像的总称,迄今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75处,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历经晚唐、五代,至两宋达到鼎盛,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窟造像群,与敦煌、云冈、龙门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

    在全世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8个石窟类遗产中,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既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作。其中尤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石刻最具特色。

    大足石刻的石像雕凿精细,虽经千年风雨,肌肤仍似吹弹可破。石窟中儒、释、道三教合一,将中国石刻艺术推向了历史巅峰。大足石刻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完成了佛教文化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她的形成,也表明佛教文化完成了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45年4月,在重庆躲避战乱的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率马衡、顾颉刚等学界泰斗来到大足对大足石刻进行科学考察。在考察报告中,这些学识渊博的大师们再三赞叹:“大足石刻湮没千载,此次考察团的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考论其价值,以为可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以“天才的艺术杰作,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佛、道、儒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造型艺术和宗教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敦煌并列成为我国石窟艺术中的两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世界级“文化名片”

    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使大足石刻走上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台,也使年轻的直辖市重庆有了一张世界级的“文化名片”。如何实现对这张“文化名片”的永续保护和利用？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黎方银认为,大足石刻严格遵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全面推进了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管理和合理利用。

    以现代的法治文明保护古老的文化遗产

    过去10年中,重庆市和大足县先后颁布实施了《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石刻文物区管理的通告》等法规和规章,使大足石刻的保护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004年12月,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协调小组”,大足县政府则对文物工作实行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等“五纳入”,不断健全规章,强化责任,使管理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转变保护理念,提高科技水平,拓宽资金渠道,完善石刻文物的保护措施

    加快实施保护项目,有效遏制石刻病害。10年来,先后投入3000多万元完成了“宝顶地狱变相防风化加固”、“北山石刻保护长廊维修工程”等20余个保护项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石刻病害。备受关注的“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抢救保护工程”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石窟类抢救性保护“一号工程”。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保存环境。2000年以来,先后投入7000余万元开展了文物区风貌还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煤改气工程、供水工程、灯饰工程、排污管网工程,以及保护围墙工程、防雷工程等。2007年,国家发改委又批准实施了“大足石刻保护设施建设工程”,其中今年已基本完成的“大足宝顶山石刻景区环境整治工程”使宝顶山石刻核心景区的面积从1.4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5万平方米,初步实现了景区与社区的分离,极大地改善了宝顶山石刻的保护环境。

    运用高科技保护文物,提高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2008年,我国第一个野外多点文物运用高科技实施安全防范的系统——“大足石刻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正式启用,形成了人防、技防、犬防三位一体的立体防护体系。中意合作建设的“重庆大足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建成后,将使大足石刻的保护科研设备达到全国文博系统一流水平。

    深入研究,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旅游经济的“内核”

    大足石刻是在我国北方石窟走向衰落之际而在南方长江流域崛起,现今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处庞大的石窟造像群。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世长说,对于这一国之瑰宝,最好的保护就是更深入的研究。

    据黎方银馆长介绍,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承担的两个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大足北山石窟考古学研究》和《大足宋代佛教艺术研究》,目前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重庆市重点科研项目《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历时4年,共整理文字稿110余万字,完成测绘图1000余张,目前已通过专家评审。

    科研人员还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1-4卷)、《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服饰史》、《大足石刻孝文化》等10余部500余万字的专著。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

    通过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广泛合作,在大足成功举办了世界遗产监测工作会、世界遗产研究会年会等国际性会议,扩大了大足石刻在海内外的影响。

    随着大足石刻作为世界遗产的品牌效应不断显现,其对大足县及周边地区旅游经济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也日趋强劲。10年来,大足石刻的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总收入都增长了4倍以上,全县旅游从业人数超过了7万人,每年生产石雕工艺品10万余件,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专家建议明确提出“大足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马清林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大足石刻的保护和研究,强化了学科融合,形成了一批多学科研究成果。他希望能通过此次研讨会,更好地吸收国内外文物保护、研究、管理和合理利用的成功经验。

    共有51名国内外石质文物保护专家参加了此次在渝召开的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10场专题交流讨论会上,专家们就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专题研究,石质文物保护理论研究、检测、分析,保护材料与工艺研究,保护实例文化遗产安全防范数字化研究等进行了学术交流,达成了四个基本共识:一是石窟保护窟檐建设的问题,在不对环境风貌有较大扰动的情况下,可以实施建设。即使是采取简单的保护措施,建设遮雨蓬,遮光挡雨,也会对石窟保护起到有效作用;二是石窟的水害治理应该不间断地长期持续开展,并不断补充完善;三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抢救性保护等重大文物保护项目,应采取多学科,多领域共同攻关的方式开展。在诸如此类大型综合文物保护工程实施时,应首先开展一个较长时间段的专门研究,解决一些关键性技术难题;四是尽量少在文物本体上采取化学保护措施和手段。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秉坚认为,会议期间有关石质文物保护的研讨成果,如文物保护研究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石刻保护涉及的病理机理、保护技术手段、保护材料等关键问题,对国内其他文物保护同样适用,有利于促进我国文物保护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些保护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也有利于提高大足石刻保护研究的学术地位和在国内文物保护界的影响力。

    专家们对大足石刻的人文社科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考古研究、艺术史研究、旅游文化创意与策划研究等三大学科领域,据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世长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南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古正美介绍,专家们的研究涵盖了考古报告、佛教石窟造像、道教石窟造像专题、民俗信仰专题、碑刻专题等多个方面。其中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提供的关于洞窟和塔的两个考古报告,有利于研究者对洞窟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得到与会专家充分肯定。

    关于石窟分期排年的问题,专家们认为,年代学是学科研究的基础,这项工作需要积累大量的资料,用心梳理,寻找其特点和规律,也需要通过与其他石窟做对比研究,从而提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专家们还讨论了石窟的开凿序列,因为这是确定石窟开凿年份的最有价值的证据之一。马世长说,目前石窟研究面临的很多疑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对石窟进行的考古学调查材料来解决。

    与会学者认为,大足石刻在中国石窟的发展序列中属于第三个阶段,不能照搬北朝、隋唐的研究模式。大足石刻是一个混同的多元的文化体,其形成过程体现了大足和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产生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独从某一方面研究,否则无法把握研究对象真正的核心内容。还有专家通过大足的定名及其内涵以及与敦煌

    石窟的对比研究理解大足石窟的规制和内涵。有专家考证后认为,大足石刻的支提信仰造像群,是12世纪亚洲建造最大的支提信仰建造群,也是中国密教支提信仰的最大建筑群。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虽然对石质文物的保护非常重要,但对于大足石刻来说,保护工作如同对一个千岁老人的多病之躯所作的一种补救措施。马世长说,石窟最终会趋于消亡,在它消亡之前,应该用考古学的手段把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全面的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代。即便以后实体的遗迹消亡了,我们的后代也能知道曾经有一个非常绚丽珍贵的艺术宝库,他们还可以继续进行研究。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是更高层次的保护。

    怎样才能科学合理地利用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们不仅探讨了世界遗产与文化生态、旅游经济的关系,还着重讨论了大足石刻在保护基础上的合理利用,包括旅游文化产业的创意、遗产价值的旅游体现、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旅游市场的开拓,以及旅游引资与遗产的关系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德谦等专家建议,在当今宗教歧见令人不安的环境下,应该大力弘扬“儒释道”三教共处一室的“大足精神”,使和平共处的“大足精神”成为和谐世界的福音。

    鉴于同为世界遗产的敦煌已发展成了享誉国内外的“敦煌学”,国内外学术界对大足石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近年来不断拓展,影响力日益提升,专家们在会议期间还建议明确提出“大足学”,以更好地发掘大足石刻的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促进石质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