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北京“整改”文保单位

    古迹与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与文化的记忆，不可再生是它最大的特点。每处古迹、每件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损毁一件就损毁掉了一份历史。

    北京城中轴线北延长线上的一个坐标──北顶娘娘庙，是北京历史上著名的“五顶八庙”之一。由于北顶娘娘庙位于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南侧，为原地完整地保护北顶娘娘庙及其遗址，国家游泳中心在建设前向北移了100余米。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天然景观与建筑艺术的转换，也显示了这个城市从历史走向现代的过程。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对20处安全隐患较严重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其产权单位和管理使用单位在一年内对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据介绍，在全市324处市级以上文保单位中，被责令整改的已有54处。

    中国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目前已有35处世界遗产，规模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我们本应该投入巨资维护文物，修缮古迹，但有的地方却在挖掘文物“资源”，以期产生经济效益。这样，一种现象产生了：一方面是“申遗”前的声势浩大、不惜血本，另一方面却是成为“遗产”后的麻木不仁，坐地生财。

    城市化、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孰轻孰重？

    “遗产”不是简单的商品，更不是“聚宝盆”。

    文物建筑隐患较多

    搬迁腾退存在困难

    我国现行的文物建筑保护体制，是以文物保护为基本原则层层展开，尽管中国已有两千多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更多的文物不够资格列入这么高“级别”的保护体系内，正是这一部分面临着严重的流失危险。

    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是城市历史风貌的凝聚，但这种整体性的风物，没法通过指明哪一条街巷不能拆来达到保护的目的。

    被列入今年整改范围的20处北京市市级以上文保单位，有法国兵营旧址、瑞蚨祥、安徽会馆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后两处名列2006年公布的最新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笔者了解，这20处文保单位都位于旧城区，半数以上为四合院形式的传统建筑，多数曾经有历史名人在此居住和生活。如位于西城区大木仓胡同的郑王府，是清初济尔哈朗的封邸；位于东城帽儿胡同37号院的旧宅园，原为清末代皇帝之妻婉容婚前的住宅；位于宣武区达智桥胡同12号的杨椒山祠，是戊戌变法时“公车上书”的所在地。

    据北京市文物局介绍，这20处文保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物建筑年久失修、避雷设施不完善、消防设施不健全、私搭乱建、生活用水用电不规范、大量堆积易燃物等问题。据统计，20处文保单位内居民使用的煤气罐有近千个，其中郑王府内有160余个，僧王府内有100余个，法国兵营旧址内有150余个，这给居民生命和文物建筑带来了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这次责令整改依然是围绕防火来进行，这是文物建筑安全的第一步，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为下一步的修缮创造条件。”北京市文物局安全督查处处长郝东晨说。文物建筑内禁止使用天然气，而搬迁腾退的难度又过大，“所以现在只能要求居民将煤气罐远离点火炊具，每次做完饭后一定要关掉煤气。文物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一旦着火，后果不堪设想。”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平透露，“依法限期整改根据文物法规定为期一年，目前已经明确了主体责任，进入实施阶段。”

    借鉴欧洲文保方法

    健全文保法律法规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保护文物古迹的做法，目前主要是把它们“圈”起来，与现实生活隔离，故而要占用很大的资金与社会资源。这与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欧洲也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但更多地采用藏物于民的办法。比如绵延几世纪的古堡今天依然能够得到现任主人的悉心维护，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可以为房产开发商和商业所用，但严格规定不能进行改建……历史与文化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在观念上、意识上更易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所以保护行为也更容易展开，同时更令“古迹”有生命力。

    “我们面临的难题与法律法规不健全有关。”郝东晨说，“特别是在文物古建的保护管理中，奖惩措施比较缺乏，文物古建的搬迁腾退以及居民补偿中的具体规定等也缺乏可操作性。”郝东晨表示，从2005年年底开始，北京市文物局已开始寻求通过立法渠道来解决文物古建安全隐患的整改“困局”，“过去两年连续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唤起了广大老百姓保护文物的意识，可以说为彻底解决文物安全问题的立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据介绍，目前文保单位的整改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北海先蚕坛管理使用单位为北海幼儿园，已落实一笔资金，整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庆王府产权和管理使用单位是北京卫戍区后勤部，已拆除非文物建筑总面积一千多平方米。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日前撰文指出，中国当前的城市文化建设存在形象低俗、城市记忆消失等问题。他指出，目前不少城市纷纷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的倾向，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文章说，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但是，今天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实施过度的商业化运作，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一处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拆除和破坏的事件也屡见不鲜。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一些城市沉醉于设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和“标志性”建筑，而这些项目却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

    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目前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专家指出，有了想法，还要有制度，才能做到完整的“保护”，或许中国可以借鉴欧洲的方法，让我们的文物保护法不仅有指导方针，还能多一些具体的操作措施，比如是否可以考虑发现者的使用权，调动民间资本、让保护的投资与保护的收益连为一体等。现今，我国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文物保护也不应该还停留在过去那种生硬的框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