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扶风县11月9日出土的27件（组）青铜器文物中，一对罕见的大口尊上刻写了大量铭文，经初步解读，专家学者发现铭文记述了西周晚期一个奴隶主向“国家司法人员”行贿的经过，恰巧与过去出土的另一种青铜器铭文记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 

    在日前从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出土的27件（组）青铜器文物中，一对大口尊格外引人注目，其单尊通高31厘米、口宽32.5厘米、腹深29厘米、腹底径14厘米。大口尊呈淡绿色，美观大方，形态比较特异：口沿向外翻开，微束的颈部饰有重环纹，腹直而下收，上饰粗犷的三角纹。 

    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在当日初步鉴定后，连连赞叹“太罕见了”，两件尊里面都有铭文，各111个字（当时有专家认为是114个字，后确定是111个），内容竟完全一致，确实少见。 

    记录一个真实的行贿受贿故事 

    “唯五年九月初吉召姜以琱生職五寻壶……”大口尊腹内长达111字的铭文，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根本看不懂。近日，来自省、市、县的一大批专家学者赶赴扶风博物馆，经过多重品味、研究后，初窥到了铭文背后的隐秘故事。 

    铭文大意说了2879年前一个复杂的“行贿受贿”案：，一位名叫琱（diāo）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因为那个时候，是严禁开辟不用纳税的私田和不允许多占用奴仆的，琱生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国法，按律当究。正月的一天，司法机关再次前往琱生的庄园调查，朝廷指派的是一位名叫召伯虎的官员负责督办此案。看到朝廷要动真格的，琱生害怕了，他便想到贿赂召伯虎让其网开一面。于是，他先是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珍贵礼物———青铜壶，并请召伯虎的母亲以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给召伯虎说说情，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保证事情办成，琱生又给召伯虎之父送了一个大玉璋。后来，召伯虎答应了琱生的请求，放了琱生一马。为表达感谢，琱生给召伯虎也送去了一些朝觐用的礼器———圭。 

    这是发生在西周厉王五年（公元前873年）的一件真事。 

    与已出土的青铜铭文记载一致 

    专家多方研究发现，其实，这件让今人看来是见不得人的行贿受贿之事的部分片断，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被记载在另一种青铜器上。 

    这种青铜器叫簋（guǐ），是一种专门用来装食品的器物，史学家们称之为“五年琱生簋”，同其一同传世的其实还有一件“六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的铭文表明，到了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琱生的这个官司才有了转机。召伯虎对琱生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场官司终于平息了，这都是因为我父母出面讲话。”并把判决的副本送给琱生。琱生再次送给召伯虎一块玉作为报答。 

    可能，当年的琱生笑了，可考古学者们一度却皱起了眉头。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馆长张恩贤说，在专家们近日的考释中，论及大口尊铭与传世的五年、六年琱生簋铭相近。尊铭和簋铭中的琱生，字体一模一样，同为“周”旁加“王”，当为同一人无疑。 

    大口尊上的铭文所记的事，刚好是五年、六年簋铭文之事中间的那段，它与两个簋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从而揭开了琱生官司旷日持久的谜团：原来，是琱生的官司太大了，第一次送礼送得还不够，还没有把事情摆平，无奈，只好再次送了重礼，才使拖了很久的官司有了结局。 

    行贿背景 

    贵族官员“暗箱操作”徇私枉法 

    在一般人看来，大口尊上的铭文记的是琱生为了了结因超占土地和奴隶而引起的官司，给人送礼，试图得到从轻处理的事件。 

    “铭文内容涉及到西周晚期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和司法制度。”张恩贤等专家一致这样评价铭文的价值。张恩贤说，井田制和宗法制、分封制一起构成的周代统治构架，支撑周天子的统治。 

    在琱生土地纠纷官司中，召伯虎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徇私枉法？这牵扯到了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 

    宝鸡市考古队副队长辛怡华介绍，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天下的大宗，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的诸侯，相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依次类推。在各级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宗子”或“宗主”，以贵族的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长。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护和帮助小宗的责任。 

    在这场官司中，琱生、召伯虎同属于一个大家族，相对于琱生家族，召伯虎之父即铭文中称为宗君幽伯的，是他们的大宗，大宗有责任保护琱生。因此，他才会全力以赴地替琱生开脱罪责，一二再，再二三地干预司法。 

    谜团猜测 

    见不得人的事为何要记载？ 

    五郡青铜器窖藏是在什么情况下埋藏的？很多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和铭文内容一样受关注。 
     
    据专家介绍，五郡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大口尊铭文里提到的召公，就是召伯虎。因周厉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禁止言论自由。这个召伯虎便提醒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昏庸的厉王不听，最终厉王被“国人”赶下台，客死他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 

    在这次事件中，召伯虎曾使用调包计保住了太子静（即后来的周宣王）的性命。为了安全，召伯虎带着太子静潜出镐京，逃到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考古人员研究推测，多占土地和奴隶的琱生对召伯虎来说是小宗，在大宗召伯虎逃往洛邑时，琱生也随之逃走，慌乱之时，就把带不走的青铜礼器藏在居住地，希望卷土重来。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而是把这些青铜礼器留给了后人，从而为我们提供了2800多年前贵族阶层为逃避法律制裁而行贿受贿的活生生的教材。 

    伴随着每一次文物的出土，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从而使一些千古之谜得到破解。但还有一些谜难以破解，同时，还会给我们留下新的谜团，新的疑惑。 

    众所周知，西周是青铜器铭文的最盛期，铭文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制、礼仪等方面。而以叙述王室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以及祭祀、战争、赏赐、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为最多，可像五郡青铜大口尊铭文记载的行贿受贿之事几乎没有。毕竟，这是徇私枉法、见不得人的事。这种事为什么还要铸器记载，而且还要铸上两件传于后世？ 

    再比如，此次出土的一些青铜器究竟是舀酒器还是饮酒器，应如何定名？为什么把众多的小如徽章的车马器也藏于窖中……这都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也有待于新的文物发现给予辅助解释。